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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盖壤  阅读:51305  发表时间:2019-05-15 18:12:15
  1964年10月23日星期日晴(2551天)
  昨夜是一场严霜。爬到石墙上的眉豆蔓被打蔫巴了。
  星期五在这里是个集市。三里五村的农民把猪羔、鸡鸭、肉蛋、蚬子、海砺子拿到这里来卖。小猪羔装在大花篓子里,几个小猪蹲在里面,冻得直叫唤。卖鸡蛋的多是一些妇女,穿的大绒短袄,红色的,也有紫色带白点的。在供销社门外,聚集的人格外多,许多人来扯布、买搂草杷子。
 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点。例如房东王太昌,你跟他谈话时,他总站在地上,袖着手儿眼巴巴地注意听,然后很真诚地向你介绍情况,话不多,却能讲出最主要的东西。他说葛延华伪满当过几天差,侯正奎老头净给你家踢门坎子了。
  住在前屋门房两边的都是他的哥哥,一个是粮管所的所长,1946年的党员,六十多岁的样子。矮墩墩的个儿,目光总是显得很严肃,问他一句什么话,他不慌不忙地,寻思半天才回答一句话。他讲到恶覇王久令活着时候的一些事情:有一家人,24垅地,每年叫他滚去半垅,到解放就剩下了半垅地。他的小老婆是覇占人家的,先是叫人家给他洗洗补补,后来就发生了关系,公开覇占去了。给儿子娶媳妇,过彩礼的时候,把铜币用纸卷起来,人家打开来一看,里面卷的全是黄泥,只在两头封上两个铜钱。
  房东的儿子叫王殿清,是个团员,初中毕业。家里挂着他的两张奖状,一张是“文艺积极分子”,一张是“好民兵”。刚来的时候,表现出小知识青年的矜持,即不表示亲近,也不故意疏远,问到这里的情况,他表现出研究家的态度听他父亲讲。到后来,他明确指出这个队的主要问题是团结问题。“我跟大队孟书记说了:宋西队队委会里中农太多是不合适的。”孟书记说:“我向吴队长提过意见,他总爱喝酒,是不太合适,谁家的酒他都喝。”看来,这小伙子还是积极参与队里的事情。
  午后工作组开了会。老苏说,队里的人好像不大热情。传达了秋收分配和秋征的一些工作。缸腰大队的工作组同志说,不到干部家里去吃饭。当中央提出彻底解决干部问题的时候,一些人产生了左的情绪,是不利于工作的。
  
  1964年10月24日星期一晴(2552天)
  两天来,早晨都冷得很。我们跟社员一起打场了。
  场院窝棚是大家干完活休息的地方,也是晚间大伙唠嗑的地方。大豆垛把场院的四周都围上了,场院角架起二十多个苞米仓子,大苞米穗足有一尺长,每仓都有八九石粮食。今天是打黄豆。我们刚进场院,吴队长就说:“大豆腐沾虾酱,好吃不留粮!”
  我问:“为什么呢?”
  他回答:“都卖给国家了呗!”
  “去年不是每人分了20斤吗?做大酱豆腐应当是够了的呀?”老雇农侯正奎说。
  大队书记来了,拿起杈子跟大家一块劳动。“对了,我来了就是动员大家来卖粮食。”书记说。“丰收了,不能把什么都忘了,伙计!要有全局观点、整体观点嘛!”他说话好带“伙计”口头语。
  一个老农说:“多咱我们也没落过后啊!”
  大豆昨天打了一场,今天又收了一场。休息的时候,大家都到场院窝棚里,书记说:“李队长,你可真够呛,伙计!怎么听说卖余粮昨晚连开会都不敢去了?”
  李队长说:“我是肚子痛了。”
  书记讲了讲丰收不能忘了党的领导,不能忘了国家的道理:“国家支援咱们化肥,支援了农药,还支援了人力。原先,间种大豆是按老理只有四尺才能种,今年听了党的话,合理密植,得到了丰收。谷子今年起了虫子,是国家支援的农药,才救了过来。六一年受灾,过年节是工人节约5斤,支援农民兄弟,我们要节约备荒,不能今朝有酒今朝醉,不管明年是和非。我们国家现在有了原子弹,要站在家门口,看着天安门……你们今年超产多少?”
  李队长笑呵呵地说:“冒愣儿估计能超产三万斤。去年也是超产三万斤,卖了6000斤作粮,去年吃粮没个挡掩,今年有上挡掩,480斤摆在那里,有去年在那里比着,你们酌量着卖吧!”
  “你放心吧!”孟书记说。“我们心里早就有了底了。你们都是大量君子,可得来实货,别说漂亮话。”
  王安吉老大爷说:“我们宋家屯哪年差过?唉呀,书记!你不能越快越拿鞭子赶呀!”这老爷子说话笑咧咧的,说话一当玩二当实,嘻嘻哈哈,叫你哭笑不得。
  孟书记说:“我们都是和社员商量,谁知增产多少?”
  队长又发话了:“真叫队长为难啊,咱能去卖余粮图光荣?”
  李队长是个很有心机的人。生产经验多,会算计。他在进行工作的时候,总搞片面地宣传。征兵时,他说:“为人一辈子,都搁家门趴着,有啥意见?当兵不是赶上上了几年学,现在都不是去打仗了……”谈到吃480斤粮食时,他只说加上自留地留的粮,可以吃到600斤,可也够了,就能完成眼前的任务。
  在谈到秋征的时候,我特别注意了葛延华的举动。他站在窝棚的门口,眼瞅着豆垛,不说话,犯思量,后来干脆走人不听了。
  晚上,天气冷森森的。我们到场院窝棚里去开会,出门遇见了吴队长。窝棚门对面的马架山上隐约闪烁着灯火,是解放军在那里修军事工事。吴队长说汽车路在山上修起来了,战士们文的武的都会做,不怕吃苦。我说,我们如果不搞粮食,不卖余粮,战士们吃什么呢?关队长说:要不是解放军保卫我们,国家能建设得这样快吗?现在有了原子弹。国民党在这儿的时候,把玻璃雨衣吹到天上去了,可是我们现在拿它来糊窗户。
  场院窝棚里集中了队委会的人和贫下中农,是讨论粮食的事。这个队每年增产三万斤粮食。不过,李队长曾对我说增产了六七万斤,多留了三万斤,其中机动粮五千斤,饲料粮七千斤,储备粮五千斤,队长虽然也讲国家形势好转了,买胶鞋不要票了,布票的11尺,比去年多五尺半;可是在算账的时候,产量要少算些,队里要多留些。他们的理由是:
  “今年的底粮不如去年。”
  “今年粳子遭水了,籽粒不成。”
  “就那堆豆子能打七千斤?冒尖说能打五千斤!”
  一直不说话的葛延华这时从地上站起来,稀楞楞的胡楂子在灯光里像摁了几个大头钉,腰上扎了一个小围裙,从黑古影里向前窜了一步,问道:“那苞米一仓子你们估多少?”
  “一仓了估了七石五!”队长说。
  “唵?去年仓子比这个大,才估了七石,喃怎么心里没个数?一仓子多估了五斗,二十仓子不是多估了六七千斤粮食?”
  李队长附合:“可真的。咱那个数是估多了,伙计!”李队长不因为自己估冒了感到内疚,经葛延华这么一说,倒是喜滋滋的。
  小会计王吉有穿的衣服小了,抖着肩头,一只手插在裤兜里,用一只手打算盘,把去年苞米总产量拿苞米的仓数一除,一仓才6.6石苞米。他把算盘一推,说:“今晚的会开的好,若不是,照原来的估产报上去,还真操蛋了,伙计!大伙才是诸葛亮啊!”
  估算的结果,增产的不是三万斤,而是一万九千斤。葛延华把手往小围裙里一掖,说:“你看怎么样?照估产卖粮,不是坑了咱社员了?都打出实数来再卖不行吗?咱还能怂了国家怎么的?”
  李队长站起来说:“就算你们算得对了,再照你们现在的估产算算,总产是多少?”
  一直跟着瞎谤谤的姜春庆这时说:“王吉有,你叫李队长给你打,你念!”这人总是别人说什么,他就跟着说。
  算的结果还是增产一万九千斤。再算上卖出去的花生返饼,100斤花生返25斤饼,留下的余粮就绰绰有余的了。
  李队长说:“我们就报一万斤,你们看怎样?明天孟书记问我,我就往这个边儿上蹭。老盖和老李都在这儿了,咱就这样定下来!”
  这是叫我们两个工作组给打干证(作证),把局面固定下来。我叫他们再算算良心帐,不急,今晚别定下来,再继续算算。
  会场上老贫农王太喜一直满有主张地闭着嘴巴。
  “穷里乍富,伸腰腆肚;富里乍穷,寸步难行。”贫农侯正奎老头说的这句话,不是真正贫下中农的话,而是上中农的话。贫上中农需要宣传,需要教育。若不是,他们也可以受其他阶级的影响。
  《辽宁日报》前天发表了一位贫农社员谈《今年丰收从哪里来》的文章,说了多亏了国家和工人老大哥的支援——塑料薄膜育种出苗早半月,每亩地稻种由25斤减少了8斤。今年春雨多,拖拉机下不了地,拖拉机站打破常规,改换犁架犁铧,进行水翻,六七天工夫就翻了200多亩地。
  全省今年供应农村化肥12万吨,农药一万一千吨。
  
  1964年10月25日星期二晴(2553天)
  老中农王安吉代表了老一代农民的思想。连他的装束都是老式的模样:头戴一顶小毡帽,腰揽青腰带,在背后把棉袄打一个折儿,棉袄的前襟是左开口的,这么一弄,后身就显得高了些,一说话就带着气,常常为一件小事就把炕捶得灰土爆尘的。
  “你说现在的小孩怎么那么娇惯?都比他爹大几辈似的,腚不让糊炕,脚不能沾泥,咱真看不上。”说完,使劲把脸扭到墙那边。
  工作组进村,地主、富农都勤快起来了。富农的小老婆姜春花今天出来拣花生,连看人都不敢正看一眼;另一方面,却不断与旁边的人讲个不停。她说:“啊呀妈呀,人老了,连腰都哈不下,不像他们小人儿,干什么都活便。”
  有时,他们出现出积极的样子来。富农子弟王凤全在场院里铺场,刚从豆垛掀下来就是一大铺一大铺的,别人都是用杈子挑着铺,他却将一大铺豆子放在背上,连头也盖起来。掀到地上。在所有人的劳动当中,他是很出色的。但看他的面孔,是压抑的、不舒畅的,眉宇间皱起深深的折纹,把眉毛和眼睛都拉近了,短鼻子,短下巴,像被什么东西挤上来似的。休息了,大家都聚到一起打扑克,他自己坐在一边抽烟,狠狠地抽,吐出来的烟是一团一团的。
  上中农讽刺贫农是一辈子穷。他们看贫农对集体的事情管得太多了,便说他是老坏头,可是他们还是照样管事。夜里看场,他围着场院走一圈,把拉在场外的工具收拾到里面来,把场院扫得干干净净,把迸到场院外的粮食粒都拣回来。他们知道仓子里的苞米都是怎样放的。小孩子拣果子、偷花生,他先是小声劝导。后来,那小孩把花生皮埋土里,他就严厉苛责了。
  到地里去,看到漫山遍野都是堆起来的花生趟子,像一条长长的矮墙。看山的人从这头走到那头,走过刚刚落叶的槐树林,站在高处一看,坡地下是白色的房子、放满粮食的场院。脚下是新翻过了的土地,暄暄的,虽然天凉了,泥土被秋阳晒过,仍然是温乎乎的,土地越发给人一种像踩棉絮的感觉。看山的人在地里生火取暖,因为有丰收的陪伴,心里应当也是暖暖的。
  
  1964年10月26日星期三晴(2554天)
  人们生存、希望、发展,靠什么?靠劳动。劳动是最平凡的事情——播下种子,薅下一棵棵青草,到秋天收获一颗颗花生粒……细碎、烦琐,是特别容易被忽略了的事情——尤其是对那些非劳动者出身的人。然而,这些烦琐又是最伟大的。没有劳动,人类就难以生存了。从奴隶制开始,劳动和不劳动就有了斗争。当人们知道了为谁劳动,就产生了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。除了存在为谁劳动的斗争,还存在怎样劳动的斗争。
  自觉的劳动——强迫的劳动;
  愉快地劳动——痛苦的劳动;
  敷衍的劳动——勤奋的劳动;
  为自己劳动——为别人劳动;
  谋生的劳动——使命的劳动。
  劳动总是和纯朴、和节俭、和老实、和敌视无为的消耗、不劳而获挥霍浪费或相联系或相抵触的。
  上午堆花生铺子。先是觉得很轻松,干到后来,就吃不消了,胳膊腿都乏得很。李队长对我说:“累吗?不累便没有收成啊。春起往山上挑粪的时候,青年壮劳力肩膀都压肿了……”
  午后下起了雨。人们到场院用席子把花生盖起来。小青年顶着雨把粪堆踩实,以免雨水把粪力冲淡。房东大爷顶着雨看山。我也去跟社员一起忙活。
  晚上到贫雇农侯正奎家串门。屋子里很窄巴,地上没坐的地方,土改的时候,他没能分到房子。他家炕梢放着地瓜,一张炕桌放在炕中间,只够他和孙女坐下来吃饭。我见没坐的地方,小心地从炕边挪到炕里,靠窗台坐下了。
  使我同情的是,他一辈子都是给人家踢门坎子、溜放房檐儿,如果得了病不能干活,还要扣工钱。刚入社那会儿,他只拿了一把小铁锹,上中农不愿要他,他很要志气,锹虽小,装土不比别人少装一车。王安吉前天用汽车送粪的时候,他把粮食装到汽车上,送到城里卖了170斤。他认为多产也不能多吃,“60条”变了。“叫咱吃480斤,咱得把方法变一变。职工吃的是纯粮,我们分的是皮粮,我们能按纯粮吃上480吗?”姜春庆光着膀子在地上说。
  上中农在下面散布说:“总是强迫我们卖余粮!”叫贫下中农出面讲给工作组听,说工作难做,社员搞不通。干部拿这话来挡工作组,实际反映他们自己的观点,或许愿意卖,而对这些观点认识不清。李队长怕得罪人,叫工作组出面向群众解释。我和李巨林商量,打算开一个会,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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