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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盖壤  阅读:51270  发表时间:2019-05-14 18:42:01
  前高家社教告一段落,觉得应当写点感想。
  在政治术语里,左倾也叫“盲动”,就是“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。”(毛泽东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》)。电脑有盲打,人行路上有盲道,那种“盲”,手脚配合,目标明确,一打一个准儿;而作者参加前高家半年的社教运动,概括在官修党史里,是“社教运动中左的错误的发展”(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第二卷)。是进了盲区。盲区的特点是不知道敌人在哪里,团结谁、依靠谁,斗争谁,摸索着走,所以叫做“盲步”。
  凡革命,先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,谁是我们的朋友。作者有手抄本双“十条”,知道依靠贫下中农,想找敌人,一定的意义上讲,是调查研究的基础上,工作队指哪打哪。打对了,能做到稳准狠;打错了,不是把好人当坏人,就是把坏人当好人,如“桃园经验”所做的那样。当年土改时的农会主席,已经进了敬老院,作者顶着八级风沙去拜访。指望老人冲锋陷阵,已不可能,只能依靠他们的子弟,再找几个苦大仇深老农当帮手,搜寻可斗之人、可斗之事。半年里搞了小“四清”、运动复查,因为战场转移。工作中断,留下一个阶段性的运动总结,算是交代。功过是非,任人评说。
  回想起来,阶级消灭了以后,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开展的运动,尽管你死我活了好几回,谁是敌人,从未有明确的标准。党史谈到八届八中全会之后的反右倾,是犯了“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‘左’的错误”。八届十中全会后,虽然资产阶级分子、官僚主义阶级、高薪阶层、特权阶层、修正主义分子等概念已提出来了,还是量化不了。落实到人头上,谁是呢?工作队集训时为划成份争来争去,看的是土改时的老黄历,不适用。继续搞阶级斗争,有个先天的缼欠——制造阶级斗争,再制造敌人,再随意搞个标准,看看到底谁战胜谁?
  工作组离村时候,有十几个人相送。贫协小组长站在墙脚,望着我到看不见的地方。作者工作不能说不努力,作风不能说不艰苦,做事不能说不公正,为什么从多数人身上看不到特别亲切的感觉呢?看了日记,高兴不起来。
  那是一个触斗蛮争、多梳发乱的村落。开鼓乐棚的子的吹鼓手、淌洋屁股、欺人耍横的棍棍、混村公所、擅写密信的谍报、钻进党内的伪屯长、胡说康德皇帝有儿子的明白人、冒充团委书记的小骗子、做成衣错开衣襟、谎称是“新款式”的小裁缝、往来城乡捣腾油炸丸子的小商贩、靠走乡画符、轧大酱赚小钱的手艺人、当伪铁路警察的,被开除公职的,旧时有奶妈侍候、美飞了的“万人迷”、明明坐牛车不耽误看病,硬要把工作组从梦里抠起来要坐马车的老太婆……“一大二公”把他们归弄到了一个生产队,展示着小私有者窝斗不息、以假恶丑为特征村俗文化,明白运动套路的队长和棍棍算是他们的代表。
  村俗文化落到人头上,本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抱不成的团,理不顺的关系。运动,运动,这次你整我,下次我整你,整成了一堆乱麻,剪不断,理还乱。外来人如果教条地看成份决定依靠谁,会陷进扯烂污的泥淖。公社书记、社长曾住过棍棍家,没打着黄皮子,反惹一身骚。作者初步理出个头绪,能全身而退,得夸自已一句:不容易。
  要说人心难齐,也不尽然。在工作组进县左倾加码的时候,队委会、贫协组长、社员群众——三驾马车一股绳,干了两件大胆而富有创意的事情——卖马分钱和麦茬地包垅到户。除了下台队长像伊索寓言里说的——狐狸因为吃不到葡萄、说葡萄是酸的——村里的全体社员,做到了齐心协力。原来,乱村也有团结一心的时候呢。
  “盖大学”(一工作队员给作者起的浑号)受训回村后,目光变得敏锐,麦茬地包垅到户,这不是十中全会批过、变相的包产到户吗?在欠国家钱的情况私分卖马款,不是“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缺口”了吗?批评了他们。公社社教办把作者的复查报告分发到了各个工作队。离村前,有社员说:这不是作孽吗?话很重,但有道理:重点人没定上敌我矛盾,令他们失望;批两件错事让他们抬不起头来,前者是他们误导了工作组,工作组也误导了他们;后者是工作组无限上纲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过去验不了,现在可以验。如果当时这件事我干对了,就是为人民做好事的“光辉业绩”;如果干错了,就是整景儿的形象工程。检验程序很简单——事情办得人民高不高兴?满不满意?看出来了,人家不高兴。作者也可以为自已辩护一下:上面说30%政权不在我们手里,我在下面逮着了证据,当然不能放过。如果我想保护了他们,这事本可以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,他们分的是自已的劳动果实,有权做主,何错之有?不把老兄从村子里撵出来,就算以礼相待了,还敢幻想想“十送红军”吗?
  如果用这两件事回答谁战胜谁问题,历史答案已经有了:他们对了,我错了。不过,检验真理不是一两年的事,有时是一二百年的事。巴黎公社败了,至今没听说它错了。不过,人们过日子常常是火烧眉毛顾眼前,“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”。条件不同,今天和昨天没有可比性。
  基层运动的实践结论,与上面的道理是相通的。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,是用机器打造出来的;而中国农业生产的社会化,是巨人大手一挥、万民呼应着搞成了的。老人家曾说:社会主义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网。人民公社这张网,五八年不到两个月,就覆盖了华夏大地。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,农民怠工,瞒产私分……于是开始向后退,网眼放大,大公变小,放出了自留地、取消了食堂,大队划小;直到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,等于退回到初级社。到六三年,管农业的领导提出了包产到户,碰上了红线,老人家说:不能再退了!“包产到户”始作俑者遭批。一个人的见解成了一个阶级的进攻。芝麻放大,成了西瓜,上纲上线,上面盲估,下面盲干,“左倾”成立。
  离村前开过一次斗争会。会后,在重点人家里睡过觉的书记说:“LGZ!你是想图三大两小的吗?这样下去,对你不利,就像看瓜,今天不熟,明天熟了,还不可以摘吗?”喔,原来没摘瓜,是瓜不熟。到瓜熟蒂落的时候,一个烂瓜,就是敌人了。县里检察院来的那位白老兄,就可以把枪口对着他。瓜熟是未来的事情,未来事情超前办,也算盲干吗?幸亏没定为敌我矛盾,教育一下也没什么不好。我庆幸当时没有以感情代替政策、铸成大错。这不是阶级斗争问题,而是个教育问题。
  马克思的观点:当生产力没有在旧的生产关系里面耗尽的时候,旧的生产关系是不会被打破的。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是人,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,他们会自发地找到适合自已发展的生产方式。从分垅到分钱,使前高家人达成了一致,因为那做法适合生产力的发展。
  我宁愿相信,巨人发动的多次阶级斗争,是受了理想主义的驱动。敌人也并非子虚乌有,那就是:私有制消灭了以后,还要消灭私有观念,这是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观点。私有制度是可见的,私有观念是不可见的,消灭私有观念,就是消灭人们维护私有的、自私自利的想法。想法是量化不了的。所以,在“文革”以前,根本无法确定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划分阶级的标准。“破山贼易,破心贼难”,言为心声,一些人发表了与经典理论、与主导的治国理念不同的意见,被看作是阶级斗争;不科学,斗得越狠,差错越大。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、叛、特、走……臭老九,这九种人,如果够线了,应是违法犯罪,量刑标准是明确的,不用搞运动,抓起来法办不就完了吗?但,“右”和“走”这二位,都是因言获罪,随意性太强,把言论当作划分敌友的标准,既不科学,也不专业。敌人不是制造出来的,是什么?
  老人家毕竟提出一个必须解决的新课题: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,领导人和领导层可能发生的质变。苏联解体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。如果他们公权私用,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,就成了红帽子地主、资本家或是他们的代理人。就像前高家的下台队长,二斤烟叶、几张白面饼、地主家的给他家哄了几次孩子,他就替人办事;看来微不足道,苍蝇不嫌眼屎少。
  审地主的时候,作者连地主的一根火柴都不让他用,意思是不叫他占一点腥。我看过老人家年谱,一大二公不提了,理想一定要有,那就是从延安的“窑洞对”,到七届二中的防弹警告,从三面红红旗到政策调整,最理想的情况,是生产力高速发展、等级上差别不大、分配上以精神鼓励为主、以物质鼓励为辅;形成既有有集中又有民主,既有纪律又有自由,既有统一意志、又有个人心情舒畅、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。他的治国理念既有天下大公的历史传承,也有深厚的民意基础,实现理想的方法,也与释加的劝善、基督的普世的方法不同,而是斗争加教育。把人组织起来,私心公管、自管,管到每个人的活法和死法,或生得伟大、死得光荣,或重于泰山、或轻于鸿毛,或你死我活。党史说到十中全会后“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‘左’的错误的发展”,实际就是这样一个治理过程。那是一个洗心塑魂、改造国民性的工程。如果包产到户实行了,巨人就没了画最美丽的图画、写最美好的文字的抓手,是老他决不能接受的。
  马克思说:当年以农奴制为特征的俄国,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,也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,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资本主义曾经给人类带来文明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和进步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农民工人阶级化,是公社胜利的必要条件。
  在封建社会,农民会用整景儿的办法表示对君权神授的支持。新君即位,各地会出现白鹿、灵芝、仙草的祥瑞传到京城。大跃进时,农民把十亩的稻捆集中到一块地上,证明亩产万斤的可能,通过作假面表示对领袖治理国理念的拥护。所以,在记住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,一定要记住老人家另外一句与阶级无关、而与人性有关的提醒:“真的、善的、美的东西总是同假的、恶的、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,相斗争而发展的。”(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)。
  人们是在前人留下来一切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历史的,不论是好的还差的,这叫历史局限性,不论上层还是下层,概莫能外,正因为如此,就不能把领导的错误和前高家的村俗文化说成一团漆黑,从而抱怨到恶语相加的地步,丢掉了一个民族寻求更高更强、努力再努力的底线。前高家分马款和包垅到户,即或带点自发性的因素,也算找到了调动社员积极性的公约数,在保留集体外壳的基础上,加进了个体发展的内容。这样抓生产,要比抓阶级斗争灵验得多。
  农村包产到户以后,给农村政策性的资本发展带来了机会,像《创业史》里写到的暴发户、新富农、上中农所谓三大能人,前高家一个都不会少。他们是靠政策性资本经营发展起来的。谢、刘这样的人如不知悔改,可能成为黑恶势力的代表。农村阶层化的标准现在比较容易掌握了,要防备他们把政策性资本变为制度性资本,成为土豪和村覇。那也不要紧,把违法致富、贪污、欺压和掠夺百姓的人绳之以法,扫黑除恶,就解决了,用不着通过运动,费劲巴力地找敌人、走盲步了。真正能代表农村发展方向的是南街村,他们一致把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唱到今天。3月25日记过一个搞得好的生产队,他们是否把共同致富的合作化道路坚持到今天了呢?
  2019.4.14.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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