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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盖壤  阅读:51336  发表时间:2019-05-07 16:22:39
  1964年8月7日星期日雨(2485天)
  小张因怀孕被省里调回去,午后大家集中起来给她鉴定。一个女同志,能大胆地在一个队里开展运动,真是不容易。
  在这里接到电话通知,叫两位组长明天去开会,特别指名叫我也去。
  
  1964年8月8日星期一晴(2486天)
  与两位组长一齐来到公社开会。县委黄书记也来听汇报。因为复查补课中我们的工作做得比较细,特别安排叫我们汇报。参加汇报的还有黑城子和双城子两个队。因为时间有限,没来得及让我发言,办公室叫我把补课情况写成材料。晚上打了一宵夜战。困了的时候,就到外面叫凉风吹一吹。已经立秋,夜里凉得很,天上星星晶晶亮;再坐下来写的时候,发发现一裤兜都是狗崩子(跳蚤)。连挠带忍,这份材料终于写出来了。
  
  1964年8月9日星期二晴(2487天)
  材料叫王若同志看了一下,又交给韩局长看。他说,这份材料的目的是解决工作队的认识问题、方法问题,要通过材料说明一下:你们对复查补课是怎样认识的,怎样进行的?公社新来的丁书记和韩局长委婉地谈了意见,材料要重写一下。
  给玉妹信。
  
  1964年8月10日星期三晴(2488天)
  继续写材料。
  
  1964年8月11日星期四(2489天)
  写材料。决定让我先回家。
  
  1964年8月12日星期五阴(2490天)
  材料写出来,交王若代交。三级干部会今日报到,明日开会。材料记录如下:
  
  前高家生产队复查补课的初步情况、问题、做法和认识。
  前高家生产队历来落后。1960年以来,仅生产队长就换了22人次。过去的原因就不细说了,只先提提运动前阶段暴露的两个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情况。
  一
  第一,发动群众帮助教育重点人刘国柱。刘国柱自报贫农,解放前曾在大烟馆当杂役,有当伪军嫌疑,染上流氓习气。几年来,自己冒充是“太阳牌贫雇农”,拉拢和辱骂干部,欺压贫下中农,挑拨是非;生产上消极怠工,却假装进步,历来是运动的骨干,想骑在别人头上耍威风。群众都怕他,不敢与其斗争和批评。在四个主义教育阶段,我们发动群众,在大会上对他进进行了帮助,工作组找刘进行了九次谈话,刘做了检讨,并且向贫下中农和队委会写了保证书。
  第二个问题,是重新整顿了队委会核心领导。原来的队长谢宝树,贫农,曾因违法乱纪受过刑事处分。开除公职下放,作风不民主,私自给自己调换自留地,与刘国柱的关系密切。擅自给自已预支分红款60多元。认为地、富好领导,贫下中农不好领导,与地富关系密切(给他家带过孩子)贫下中农小组长刘海给他提过意见,他便抓住刘的缺点进行报复。副队长左广义认为谢只会出风头不干工作,“牛打江山马坐殿”。谢经过帮助不肯改正错误,坚决要求不想再干了。因此,在组织建设阶段,补先了石文学为生产队长,左广义为政治队长。队委会新的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了。我们对新队委会进行了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、民主集中制和民主作风、依靠贫下中农阶级路线的教育。
  经过上述工作,我们对运动成绩的估计是:前高家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刘国柱的出勤情况比以前好,他多占刘福恩的两垅自留地也主动退回了。生产队的马棚要倒了,新队委会立即进行了维修。下中农赵文学说:“刘国柱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当众检讨过。”刘福恩说:“这回嘛,刘国柱兴许能转变过来。”
  生产队的正气初步树立起来了。生产组长刘臣是个上中农,工作较认真,看到青年社员铲地铲不净,批评说:“铲地不兴把苗铲了,把草留下。”刘国柱看刘臣干活抓得紧了,就对刘臣不满,说风凉话:“这是谁领着咱干活?上中农领着咱走啥道儿呀?”刘臣向政治队长要求不干了,左广义当刘国柱的面对刘臣说:“说你是上中农?不怕说你是地主富农呢,得看看你做的事对集体有利还是没利,要是有利,你就干!”
  贫下中组织也起了作用。新队委会成立后,马上实行了十天连勤制度。可是连勤制度公布前,两队长就把自己的园地铲了,第二天就向社员宣布连勤制。下台干部谢宝树当时就说:“这制度是给社员订的呀?你们队长提前就把地铲了,小心脑袋!”贫下中农小组长向队长反映了群众意见,队长听取了意见,连勤制向后推迟了一天。
  新队委会的工作积极性很高,除了整修马棚,还根据群众意见在集体的园子里栽了大葱,几个压手的活计都动员妇女出来干了。社员的出勤律比以前高得多。
  以上实事说明,前高家贫下中农的优势已初步树立,干部问题也得到解决。经过复查验收,对前高家的运动的成绩基本满意。这个队的同志也认为,这个队基础差,搞到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。
  二
  当时,根据工作队6月9日电话会议的安排,准备在6月25日结束运动。到6月21日,工作队会议对运动又做了重新安排,规定从21日到28日是运动进行复查巩固阶段。就在这个时候,在6月26日,前高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。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:
  社员张玉(上中农成份,伪铁路警察)的儿子张宝录6月26日结婚。这正是铲地大忙的时候。落水席那天(26日)晚上,张玉为了笼络人情,把村里的头面人物刘国柱、谢宝树、刘福先、左景林(政治队长左左广义的父亲,曾当过伪屯公所的情报员)、生产队长石文学、贫中农小组长刘海等10余人请到家吃席。重点人刘国柱在席间暴露了对运动的不满,借酒闹事。他骂刘海说:“你就这么整我呀!是你不让我入会呀?你能把我贫雇农整到哪里去?他毛主席不也得讲理吗?xxx的!”工作组去阻拦时,他质问工作组,“刘海仗势整我呀!你拉拢人大会斗我呀!”刘海也和他对骂起来。刘国柱足足闹了三个多小时。
  这件事,可以说是对前高家生产队的全面“验收”。刘国柱的思想和行为代表了一种旧思想、旧势力(被前高家群众称为“七大元帅”的人,刘国柱是其一。其他有:谢宝树、刘福先、左景林等)。上中农张玉把正反面人物都请到场,其用意是可想而知的。尽管工作组曾两次劝阻张玉:不要在大忙的时候大操大办,不要请客收礼,但张玉还是没听劝阻。刘国柱借酒闹事,使歪风邪气又抬起头来。就是说,我们对重点人的帮助还没完全达到目的。
  这件事对我们贫下中农的觉悟水平也是一个考验。如果有觉悟,贫农小组长刘海是不应该赴席吃酒的。这件事对我们的干部也是个考验。生是队长石文学吃完了酒,他躲了出去。
  这本来是个坏事,如果抓紧工作,解决矛盾,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。但是,由于问题发生在运动后期,时间紧迫,情况又比较复杂,在前高家这个地方,发动群众的工作比较艰巨。所以,包队同志产生了急躁和畏难情绪,曾想到把刘国柱的问题上交处理。这就是县委社教工作会议以前的情况。
  三
  从县里学习以后,我们根据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精神,认真地的检查了不正确的认识,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:
  1.认识到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。前一段运动有成绩,是合乎实际情况的,但不应有自满情绪,而不去正视仍存在的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  2.关键在于发动群众。工作再困难、任务再艰巨,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只有这一个。如果不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,只知伸手要办法,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
  3.增强了革命责任感。前高家这个地方,如果不靠一次大的运动,把问题加以彻底解决,以后解决就比较难了。因此,工作队新来的同志,深知任务艰巨;同时也觉得,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。他们顶着雨、光着脚,白天劳动,晚上挨家走访,逐户逐人地进行发动,经过四天的工作,复查补课的主要问题暴露出来了,主要矛盾有两个:
  一个是贫下中农的优势尚未树立起来,群众发动的不充分,对重点人刘国柱的帮助不够彻底,是运动后期没解决好的主要问题,而且有新的发展。
  在复查回村后的第一次支部会上,大队支委、大队长冯柏泉介绍前高家的情况时说:“重点人刘国柱和下台干部谢宝树受教育后对贫下中农有仇视态度,铲地时互相接垅头、唱双簧、打冷枪,准备进行报复。”我们根据这个线索,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:
  铲二遍地的时候,队长叫贫下中农小组长刘海赶车积肥,刘国柱对谢宝树说:“刘海那样棒的劳动力叫他赶车,真不合理。”谢宝树说:“可不是咋的,要叫我分配活计,赶车就叫老弱劳力去赶。”刘国柱说:“你现在可是不当队长了,说的不算了。”谢宝树说:“其实,刘海想当队长没当上。”另一次铲地,有人拔麦子时,生产队做饸饹吃剩下了,谢宝树说:“剩下了拿去喂猪!”贫农关飞燕说:“唉,你怎么把大家当成猪了?”谢宝树说:“这个知识分子儿(指包队老盖),你就光知道整我!”刘国柱接过去说:“人家是沈阳下放的理论家嘛!”
  群众认为这两人结成了同伙,是很难对付的。对这个问题,各阶层都有反映。大队长冯柏泉说:“刘国柱和谢宝树两个人和贫下中农的矛盾,你们工作组得给解决得一点痕迹也不留。这回就看你们的啦……这个队没个好!张宝兴书记(曲家公社党委第一书记)原来是昌图县副县长,在这儿都没整好。”生产队长左广义说:“这一年到头总听这两人人的疙疸话,这谁受得了!”
  贫下中农小组长刘海说:“给刘国柱提了意见,工作组也不给他戴帽,提也白提!”贫农孙殿臣就说:“我呀,就提这一回了,人都叫我得罪了,工作组走了还不得找我的小脚啊!”刘海的母亲也说:“别人都不敢说,咱们去担那个风险干什么?得罪人犯不上。”下台干部谢宝树曾在运动中狠批过刘国柱,可下台后我们再去了解他对刘国柱的看法时,他说:“刘国柱就是心直性耿,因为嘴臭,得罪了一些人。”说明两个人正往一块靠拢。
  刘国柱从工作组回村后,尽量表现转变得很好的样子。他的老婆(外号人称“万人迷”)今年以来从不下地,8月2日突然下地参加灭腻虫了。轮到去她家吃派饭的时候,老早就把工作组叫过去,菜还吃上几口,就撤下去又换上来一碗,关切地说工作组同志这个瘦了,那个胖了,察颜观色。
  以上情况可以说明,干部和群众对搞好运动的信心是不足的。前高家的歪风邪气又有些抬头,贫下中农还没有真正动员起来、团结起来,一起与坏人坏事作斗争。
  第二个问题,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。据了解,在前高家的一些人,对单干很留恋。社员刘国栋说:“合作化头一年,我们这个队打过七八百石粮食。”也有的说“社员自留地五垧五亩打粮70石,相当集体耕地72.5垧地打160石的一半”。下中农孙国发(生产组长)曾想出这么一个办法:“我看哪,现在每人园田地3分8,以后就一人给5分,今年把这块园田地收回来,明年再换另一块,年年集体都能落个好粪茬。”说明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是很浓厚的。在复查补课当中,关于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,揭发出了两件事:
  (一)分麦茬地,变相扩大自留地。在工作组离村期间,前高家生产队将集体耕种的麦茬地分给社员种萝卜白菜,共一垧二亩,谁种谁收。这是一种损害集体利益、迁就社员自私自利思想的做法。
  干部对外说:这些菜地是集体种的,社员则含乎其词,也说是集体种的。后来到刘福恩家打听妇女,她在无意中说:生产队把麦茬地分给社员种了。按人口平均,每人一条垅。后来,听后高家生产队的社员说,前高家生产队的做法是一斧两砍着:上级来检查,就说白菜秋后算生产队的,作价卖给社员;若没人问,到秋后就是谁种谁收。
  (二)卖了几头集体的耕畜、幼畜,分配现金。该队生产落后,每年的分值很低,除买口粮外,三年中社员从未分过现金。干部和社员要分集体的钱,早有打算。7月下旬,他们趁工作组到县里开会机会。把生产队的牲畜大小共4匹,牵到三江口卖掉,得现金3950.00元。7月31日工作组回村,8月2日卖马的回来,第二天早晨,以政治队长左广义为首,背着工作组开了个紧急会议,午间即召开社员大会进行分配。工作组在吃派饭时,闲谈中知道了这件事,感到卖集体的家底是破坏集体经济的行为,立即找左广义谈话,态度坚决而耐心地进行了劝阻。工作组和队长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:
  工作组:你们打算怎样分配?
  左队长:按现在的工分,每千分10元,分427.00元。现在起,到秋收后,每个劳力,预计每个劳力挣多少工分,扣去每个劳力领口粮占用400个工分,余下的工分,按千分20元,再分去439.00元,再按历年欠社员应得的工分钱分配50%,应分290.00元,偿还欠社员的债务125元,还大队的债务200元,总计1481.00元。
  工作组:为什么非今天分不可?
  左队长:三四千元钱放在生产队里,发生意外谁敢负责?
  工作组:放到信贷社里去不好吗?
  左队长:我们借信贷社的钱,叫他们扣了怎么办?
  工作组:信贷社收回贷款,也有政策,按规定的比例收,不会像你们这样小气;再说,你也学习了国家、集体、个人三者关系应该怎么摆,信用社就是扣钱,你当政治队长不应当考虑吗?
  左队长:社员这两天没吃的,放两个钱好买点吃的。再说,过去集体买车买马都是占用社员该分配的钱买的,现在牲口卖了,就得分下去。
  工作组:我们可以进一步调查的(调查结果是:他们是占用了社员分配的钱,买了返销粮了。买车买马是占用生产大队的钱)
  左队长:大队管财经地梁队长已经同意我们可以分50%。三门里生产队已经分了。
  工作组:就算是答应了,也可能指的是幼畜可以分配的部分,你们把卖原有牲畜的钱也拿来分配,而且是分了三笔。你们向大队如实反映情况了没有?
  左队长:没有。
  工作组:三门里生产队是怎么分的,你们调查了没有?
  左队长:没有。
  工作组还找生产队长谈了话。两个队长口头上都答应可以等上两天,请示了以后再分。谈话后,生产队长石文学就对社员说:“工作组什么都管;再管,明儿个把生产也交给他们!”
  当天午间,他们趁工作组向领导汇报的机会,用突然袭击的办法,把钱分下去了。在分钱的时候,有人问在屋里分还是屋外分,大有向工作组示威的意思。
  以上复查出的两个问题,说明前高家生产队用实际行动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脚,分了集体的家底;目无党的领导,实质是破坏集体经济,不顾国家利益。这个生产队欠信贷社的钱和国家粮库预支的购粮款、生产队大队的借款共5709.00元。在他们拿出分配、还债的1481.00元中,分给社员的钱是1156.00元。去掉卖一头幼畜按规定可分配30%的金额,其中有合理分配的金额为721.00元。对于一个生产队来说,这是巩固集体经济还是削弱集体经济,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?是带有方向性的大事情。另外,在卖马中,去了5个人,多领补助费10.18元,出现了新的四不清。
  对这件事干部和群众是怎样看的呢?大队长冯柏泉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。生产队分家底牵扯到是不是他批准的问题,他说:“明儿个,我啥也不管个屌的!”政治队长左文义说:“错是错了,可我们社员好几年没得到现钱了,卖的是淘汰的牲畜,分了有什么关系?”
  贫下中农小组长刘海说:“我就知道得两个钱好了,哪知道错了!”
  刘国栋(刘国柱之弟,贫农)说:“这分哪,大家都得到钱了,干劲保证还得足,不信你过年再看看!”
  下台干部谢宝树曾冒支生产队60多元钱,在分配之前他散布说:“不分给我钱,我就一点活也不干!”分完钱之后,他对工作组说:“我早就看出他们分错了,这是个方向性问题,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怎么干!”
  以上反应说明,他们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面前,认识是很糊涂的。不进行复查补课怎么能行?
  我们的做法是,先针对干部的思想问题,开了两次党支部扩大会,提出了三个问题让大家讨论:1.要不要听党的话和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?2.这样来分集体的家底合理不合理?3.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走资本主义道路?经过讨论,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都做了检讨。支部书记李景生在会上表示: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!不光做检讨,还要挖根子,支部要做出决议,要把不合理的分配收上来,否则,不足以教育干部、教育群众。会议效果较好。小房身生产队长李广德(支部委员)说:“这次会议真够劲,连我都受到不少教育。”
  支部会议之后,我们又专门组织前高家生产队队委会全体成员学习了有关政策,对照政策,结合卖马分钱的问题,检查和提高认识。
  学习了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》(简称60条)第48条关于党政干部三在纪律八项注意,两个队长检查说:卖马分钱不请示,工作组劝阻不听,这是不服从党的领导、不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,也没有如实地反映情况,这个错误是严重的……
  学习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(草案)》(1964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)基本任务一项,干部认识到,他们的错误是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,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,削弱了集体经济,为资本主义复辟开了口子。会计张渤范检查了自己没有坚持会计管理制度,“方向不明,思想模糊”。
  学习“六十条”第五十三条中关于生产队监察员的工作,监督员、贫下中农小组长刘海说:“我没能起到监督员的作用,在这次错误中当了随从者。”
  这种对照政策、检查思想、提高认识的效果较好,接着又开了社员大会,进行座谈讨论,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,用分菜地,分牲畜款的实例,在全大队的范围里进行讨论,向干部和群众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,以坚定群众的社会主义方向和觉悟。
  四
  以上是前高家生产队复查初期摸到的情况。我们认为,要做好复查补课工作,关键在解决工作队的思想认识问题,认识解决了,方法也就容易找到了。我们是按照领导关于“深入实际,逐户逐人进行发动”指示开展工作的。复查补课工作可以用这样几个字来概括:访(访问根子和干部)、摸(各阶层的思想情况)、看(听其言观其行)、分析(把活的思想集中起来加以分析、采取措施)、发动(充分地发群众),而且要边查边补,进行细致地思想工作。
  我们体会到,在前高家这个地方,尽管在前阶段下了很大的功夫,解决了不少问题,但根据中央的标准,挖掉三根的要求来看,差距还是很大的。特别是时间紧,生产大忙的季节开展的社教运动,有些问题解决得不够深透,在适当的土壤和气候下会出现新的问题,也是合乎规律的,并不奇怪。解决这些问题,的确不容易,但是,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办,在矛盾面前敢于斗争,敢于胜利,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复查和补课,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,在困难面前是会有信心、有办法的。
  工作组的同志都认真地学习了“九评”中这样一段话:“在政治思想领域内,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,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,几十年内是不行的,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。在时间问题上,与其准备短些,宁可准备长些,在工作问题上,与其看得容易些,宁可看得困难些。这样想,这样做,较为有益,而较少受害。”
  我们已在前高家生产队加派了力量,斗争还在深入中。
  小坊大队工作组
  1964.8.11.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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