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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盖壤  阅读:51296  发表时间:2019-05-04 18:20:13
  1964年7月11日星期一晴(2458天)
  吴家屯,主要是由于个别人提出的意见抱着不够正确的态度,互相闹意气,图报复,泄私愤,这是小私有者自由主义的表现,别人咬我一口,非得还你一拳,是个思想斗争,这样下去肯定团结不好,对革命队伍起破坏作用。贫下中农是需要教育的,因为他们不是无产阶级,也需要革命化。这样来看问题,与在前高家遇到的问题有些相似,知道了这一点,也就不会埋怨和急躁了。
  上几天的日记,是在车上补写的。
  
  1964年7月12日星期二阴(2459天)
  接到通知,工作队到县里集中和培训。
  晩来到公社住了一宿,早6点半坐火车去县,再搭汽车来到昌图老城。这已是第三次进昌图城了。瓜果、蔬菜充满市场,商店、饭店新挂了招牌。俱乐部是新建的。上次来是六一年初,小榆树、杨树刚栽植不久,现在长到两丈多高了。街上人们的情绪活跃、乐观。晚上文化馆俱乐部的人很多,那些中学生大概是要准备考试,随身带着个小本子,念外语单词。这和61年的情形大大不同了,一派繁荣的景象。“昌图”将无愧于它的名字。县委特殊照顾省里来的同志,把旅馆让出来给我们住,县里的同志住在党校新搭起来的长铺,还有的住大车店和粮库。工作队有三四百人,把县城给挤满了。
  在《中国青年》上看到鱼行洲同志的文章,谈到青年的幸福、理想、前途,资产阶级和我们唠的是两套嗑。他们不指望青年人挣几个钱养家,反对子女去吃苦。我想起休假时玉妹曾对我讲起这样的话:厂里的同志常问她:你爱人为什么总下乡?玉妹回答说:“他犯错误。”我是怎么回答她的呢?我说,参加社教工作是选坚强的干部去的,有人想去还去不成呢!她的看法不对:谁下乡多谁的思想就有问题。我的回答也不对:我是坚强的,下去搞革命,而不是去进行思想改造的。这不也是一种思想斗争吗?
  在《萌芽》和其他杂志上读到作家孙犁、峻青创作经验谈一类的文章,都强调说:写不出作品,是因为思想水平低、生活积累差。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深入生活,就是为了解决生活积累和思想问题。
  
  1964年7月13日星期三晴(2460天)
  在书店买了一本《南方来信》,读了十几封。那里写的是美吴集团在越南南方进行的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,写的是越南兄弟残遭蹂躏的血泪生活,写的是英雄儿女的斗争事迹和战胜敌人的必胜信心。只要看看美帝国主义者在那里犯下的滔天罪行,人们就会想到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是一定要反抗的,一定要革命的。谁不让革命,谁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。中央叫我们有长期备战的思想,这不是凭白无故说的。
  县委黄书记今天给我们做了报告,传达了中央的精神,中心问题是把阶级斗争搞到底,把运动搞深搞透,只有这样,才能在中国社会挖掉三根:挖掉资本主义、修正主义、封建主义这三个根子。干部能加社教工作,是一举多得的事情,既尽了力,又改造了思想。
  我给玉妹写了信。她本来想等我回去度过结婚一周年的,现在不行了,运动至少会延长两个月。比起下面进行的伟大的革命来,那只是牺牲个人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,两者是不能比拟的。我觉得我对不起她……唉,又想到哪里去了呢?是怕她太孤单吗?是怕给她的爱太少了吗?因为我不能在家里陪她而感到愧憾吗?是有这样一些想法,但不能牺牲党的利益来迁就个人幸福。我要写信,温存地把这一切想法告诉她。
  现在看来,自己的思想和修正主义在青年中提倡的所谓个人幸福、人道主义、个人主义不是和自己完全绝缘了,认识不高,也会掉进去,因为那不过是用更好听的词句去背离党的利益,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。只要对这些不好的思想有了正确的认识,便不很可怕,倒是可以拿来经常照照镜子的。
  
  1964年7月14日星期四晴(2461天)
  在《文汇报》上读了科学工作者彭加木同志自我改造的过程,又在《萌芽》上读了关于他的一篇特写。他得了恶性肿瘤,面临死亡毫不惊慌,仍然到边疆进行科学考察。柯老在给他的信中指出:他用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,英勇顽强,不仅到边疆去开辟科学事业,而且战胜了疾病。彭总是说:我的身体是属于党的,要求医生告诉得的是什么病,因为他还要向组织汇报情况。读后很使我感动。今后要加强学习。
  从讨论黄书记的报告中看出,大家克服了松劲情绪,又觉得任务很重,又有了些畏惧。昨天大家订了学习制度,说了遵守纪律。可是,午后讨论的时候却迟到了。因为天热,出去吃冰果了。得改正。
  
  1964年7月15日星期五晴(2462天)
  省委工作队早晨起来就开了会,由副队长刘明同志讲了几天来的学习情况。经过对中央指示的学习,工作队克服了急躁情绪、厌倦情绪、埋怨情绪和畏难情绪,并批评了几种思想:骄傲自满、夜郎自大,一定要服从地方党委的领导,不犯组织错误,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上,要执行民主集中制,号召同志们将革命进行到底。
  戴书记叫各单位的带队同志召集本单位的人开了个会,出版社的五个人在旅社前面的小湖边开了会,我检查了急躁情绪,说话不注意同志关系的一些事情(主要是跟杜国荣和王若的关系)。
  赵忠全同志谈了他对政治的认识。过去说他不关心政治,“周总理路过印度时我担心他是否安全,怎么说不关心政治?现在处处做的是政治工作,觉得本事不大,必得做,做完就提高了。”
  刘淑贵分配到种子场,她不高兴,并直接向书记请求,大家劝她服从分配,这也是锻炼。
  读了“九评”,那里提到革命接班人的六点要求。我都记下了,一定要达到要求。有了正确认识,就是坚定、坚持。
  
  1964年7月16日星期六阴雨(2463天)
  学习县委发的划分阶级的几个文件。后来大家提了几个问题。我说,像张勃范家的成分问题,人们都不知道,也较难说清楚。高云峰说,那是群众没发动起来,搞不清楚,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  “你的设想在这方面可能是个例外,不信你去照量照量。”我说。王若说:“你不要拿感情代替实际。”我说:“谁也不能拿设想去打睹。”
  后来一想,这是不理智和不稳重的,要改正过来。
  在书店买了《大风歌》,是写大跃进和知识分子改造的。要好好学习。
  
  1964年7月17日星期日阴(2464天)
  从讨论怎样划分成份的问题中,我得到了一点启示:不管多么复杂和多么困难的工作,只要认真对待,都是可以做好的。
  读了陆文夫同志给《文艺报》编辑部的信中也得到了一点启示: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,敢于给自己出难题,在艺术问题上不学别人的脚步,也不走自己走过的脚步。有人说,作品里写机器会枯燥,他写的《介绍》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别人说在技术中写不出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,他则写了《葛师傅》来回答。
  到底落后的地方能不能学到好思想?我想,能,一定能,这次回去一定解决这个问题。
  晚看《北大荒人》,它的情节和《雁飞塞北》差不多,都写在开发雁岛问题上两种思想的斗争,都有群众运动激动人心的场面,都有怎样过“大酱缸”的难题。可见,他们所根据的原始材料都是一个,然而在人物创造和主题挖掘上,却各有千秋。小说比电影更为深厚,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思想水平的高低对作品的作用了。
  我们这个组的队员大多是年轻人,在讨论问题的时候,各个能争善斗——什么是主要劳动?家里有当教员的算不算主要劳动?王永福跟别人争论:劳不劳动是划分地主和富农的主要标准,家里有当教员的,也算有劳动,这家就算是富农吗?”他岔开两指,眉头挤在一起,眉梢跳起来,头发也煽动着说:“我就是这么理解的!”
  
  1964年7月18日星期一晴(2465天)
  关于如何划成份,是件很复杂的工作。今天讨论了一个上午,大家就怎样计算劳动的剩余价值的问题争论起来。老程(县里新到我们组的组员)的意见,是一个雇工创造的全部价值中,除去付给雇工的一部分价值外,还应当扣除生产资料所创造的价值,如一副牛犋可顶六个劳力,剩下的才是剩余价值。王若基本同意老程的意见,至于是否一副牛犋换六个工,倒可以另外考虑,他的理由是,人不与生产资料结合,是不能创造价值的,并且反复说明马克思的观点,人赤手空拳不能创造价值,这样就自然得出结论:雇工创造的价值中,包括生产资料“创造”的一部分价值。财富不是人创造的,只能说是人和工具结合创造的。
  我反对以上意见。生产资料能创造价值,是怎么也说不通的。这样算的结果,不是地主剥削农民,而是农民剥削地主了。小姜说:“我的意见是‘老形的孩子——上学’!叫做形而上学。我认为雇工剩余价值,是雇工所得报酬扣除后剩余下来的价值。其余部分如何要计算,只能扣除包括种子等一部分成本。”老程说:“反正背着抱着大嫂都是个娘们!”
  午后讨论得更热烈,大家都站起来指着鼻子争论。
  午后听了陈书记的报告,有一个问题:牛犋换人工是不是剥削,答案是:是,是剥削。上述争论的结果已明确了。
  陈书记反复说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,需要一百年或几百年。因为有人说:生产资料的占有既然是划分阶级的标准,解放后,都归国有或集体所有了,划阶级还有何意义?这就是不懂阶级斗争。
  我想,我们这一代人,应当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而生,为无产阶级革命而死,这是不在客观规律面前无可奈何,而是利用这个规律,促进革命。
  接玉妹来信,她说支持我,个人服从集体,懂得这个前提,感情问题就好处理了。应回信告诉好提高思想,生活得有意义。
  
  1964年7月19日星期二晴(2466天)
  黄书记前天主持大会时,有一个补充发言,说昌图县土改成份时,绝大多数成分划分是正确的,同志们不要感到压力太大,重要的是把漏划的找出来。大家反映,这句话与中央的全面划成分的精神不相符。、对陈书记发言中提到的许多例子——新生反革命、贪污犯的思想界限,农民的两面性,每个干部的两本帐问题……总的看来,陈书记的报告对帮助大家认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有帮助。举一个例子:高粱地里看似很平静,但只要有人在地里屙了一泡屎,就会有了群苍蝇聚拢过来。另一方面,对认识大好形势树立必胜信心,则觉得不足。
  上午,戴书记召集各工作组长开会,叫大家再讨论划成分的意义,并客气地说:“不知是不是符合各组的情况。”戴书记的这个提议很有针对性。
  
  1964年7月20日星期三阴(2467天)
  快立秋了,天气还凉爽。今天上午利用两个小时,把划分成分的讨论收收口。关于上、中、下中农的主要标准是什么,以生产资料占有?还是以剥削多少?还是以生活状况来定?有的中农租种大量的土地,虽受别人剥削,可是占有很多生产资料,生活水平也很富裕,遇到这种情形,就很难划定。群众问你怎么回答?我说,我们是代表党下去工作的,不能随便发表主观看法,现在把意见统一下来很困难,一是情况我们摸得不很准,文件里没有提到的东西县里也难回答。最后,呛呛两个钟头,还是毫无结果。王若同志却在这时候给家里写起信来,我把几个问题记录下来,但是很生气。我把他请假回家和总说胳膊瘦得戴不住表、以后要打虫子的话联系起来,觉得这个同志没有坚持高标准。但想想自己,有一次开会睡觉了,也没有高标准要求自己。毛主席说:对于落后的人,应当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,不应当采取歧视的态度。对照起来,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是不对头的。自然,意见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提出来,因此而影响情绪是不好的,况且他不至于成了落后的人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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