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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盖壤  阅读:51328  发表时间:2019-02-12 18:44:17
  1960年4月18日星期一阴暴风(1393天)
  上午讨论中篇的修改提纲。我的精神很不振作,竟说起胡话来了。
  午后接到电报,要金家镇的全体人员于20前回双庙子进行整风。
  佟一全叫我给大队党支部写信。之后,我匆匆到幼儿园去,把荣淑媛的一本书还给她了。
  晚上,大队长王同志来到我们的住处,讲了一些道别的话:“这一春也就是太忙了,没来得及跟大家在一起谈一些情况,有缺点。大家要看成是个人的,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。”
  我们弄了几本小册子,一人拿了1.5毛钱,给炊事员买了毛巾。炊事员贪黑给我们准备明天路上吃的干粮。
  
  1960年4月19日星期二阴(1394天)
  清晨三点就起来打行李。食堂给我们炒了土豆。公社给我们赶了两辆大车来。大家都担心这些行李恐怕装不下,结果还是装下去了。丁文成冷冷的,用相声的语调说:“凡事都得研究才会明白。”
  坐在大车上,经过第13小队队部,社员都挥手向我们告别。
  返浆的车道凸凹太多,大车时常就误住了,我经常跳下车来走着。到了昌图城,去饭馆吃了四个饽饽。老马一个人留在车站,咬了两个凉饼子、一口咸菜。
  列车误了点儿,晚上七点才到双庙子。先到的人到车站来领我们。到了双庙子大队,滕书记从黑影里寻找人的面孔,认出来以后,发出爽朗笑声。
  二十家子的同学也回来了。滕书记看见李超就说:“屋子里,范百顺正在安排住处。”
  范说:“你们创作组把地方都占了,别人还睡不睡?你们来应当早来,这里的住处早已分出去了。”
  马云秀说:“就是在地上蹲着,也得找个屋子啊!
  滕书记在外面跟创作组的几个人交谈着,“深入不下去了,一个月没拿出作品来,与心不忍哪!”我说。滕书记说:“有这种感情就是可贵的。”
  王珍璞怂恿我说:“你把你的问题说一下!”
  我问:“什么问题?”
  “愿写小的不愿写大的。”
  我说:“以后时间多着呢。”又对滕书记说,“这次整顿正是时候,有不少问题需要明确。”
  他问:“你们看实践的时间长一点好呢,还是短一点好。”
  “还是长一点时间呗!”
  “可以满足你们!”
  
  1960年4月20日星期三晴(1395天)
  昨晚睡在双庙子公社的一所幼儿园里。早晨集合的时候,马云秀对昨晚吃粮过多的人提出批评。我应当检讨,因为我昨天吃了二斤一两粮食。
  午饭后出发到幸福大队去,翻过几个小丘。过河时,有人给女生找了根拄棍。
  泥土散发着水气,在空气里散开来,地旁边有金光闪耀的河水,白云朵朵从山后升起,远山呈赭红色。在一些低矮的地带,水渗出地面,充满生气的绿草冒出地面。我们的队伍唱着歌前进。
  我们住在幸福大队三小队食堂。炕漏了,我和丁文成合泥给抹上了。
  晚饭后,是洗衣服的时间。“我们的中篇不搞吧,这是苏守业的意见。”王珍璞说。两天来,他的脸上布满阴云,皱着眉头,大口大口地吸烟。昨晚陆钦说:“咱的中篇得搞出来。”老王说:“算了吧!”后来一想,觉得不对,就叫我们搞夜战。夜战之前,他到外面把从昌图买来的饽饽吃了。
  组织上让我和另外四个人负责创作组的文娱工作。我到大队部去找歌片,归来的时候,到九小队的花窖里看了看。里面育了些茄苗、黄瓜、西红柿苗。冬天畦的是蒜苗、小白菜、韭菜……收入两千多元。目前炕上畦的是地瓜,屋子里有几道火墙,一个妇女在烧炕。
  归来的时候,看见食堂的孙大爷在外面打楂子。我拿起一个破木耙子跟他一起打起来。
  “你得烧炕吗?”老人问我。我看他枣红色的脸膛上布满了蛛网一样的皱纹,脖子的老筋突出。我说我不为烧炕。他就跟我唠起了大井。“你没看见吧?底口有八米多,我活了56年也没见哪!我家三口人,没有儿子,将期也是幸福院的客。你看这小丘上没有树是不是?现在都栽上树了,用不上十年,就长这粗(他比划了一下),双庙子树的电线杆就是从这里拉出去的,那是小鼻子倒国那年种的。种果树不行,风太大。哪有时间种园子啊?今晚要下雨。把打好的楂子搂到垛跟底下,南风就淋不着。”
  一个妇女扛了50斤苞米过来,他急忙跑去接下。
  食堂里还有个五保户田大爷,专门在这里看食堂的。
  晚上开座谈会,谈整风前的感想。我检查了三点:个人名利问题;对党组织抓“四化”题材有点不痛快;创作上有迷信思想。大家发言不踊跃,苏守业把大家批评了。
  
  1960年4月21日星期四晴(1396天)
  上午学习文件:《共产党宣言》、《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》、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》、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》。
  陈伯达在文中说:作为共产党员的最起码条件是:承认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。当创作组宣布:组内写的作品一律以集体名义发表的时候,我暗自想:这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。这就是承认党的最低纲领,而不接受党的最高纲领。所谓承认党的最低纲领,也只是为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找一个合法的名堂罢了。
  晚饭后,我们正在扫院子,各班的同学都扛着凳子来了。人们集中在三队的食堂里,点了五盏罩灯,炕上地下坐满了人。
  自然,坐在凳子上看杂志的人还是在看,但在学校开会时那种静默的气氛已经没有了。创作组在上午就已经准备好拉别班的歌子。我们自编了《支援农村四化》的歌词,配在旧谱上,唱了一段,全会场的人都听我们的。会场上静不下来了。
  “13班,来一个!”
  创作组这边的人喊了起来。四年级的韩维宙也喊了起来。13班的于芳穿着风衣,脖子上套了一条绳索式的围巾,从人缝里向班内的同学小声说话。
  “创作组有没有歌啦?”他呼喊着。
  会场更加活跃了。11班的于光达披着棉衣,里面露出咖啡色的列宁服,眼望着天棚试嗓子。12班学的新歌不少。动作斯文的朴显阳指挥。苏玉贤急得待不住了,站起来,两只手飞快的打拍子,大家唱起了《五更调》。15班的同学唱的是《红石闹翻身》。
  条凳放在食堂的一头。滕书记要大家静下来。看到大家这高昂的情绪,他也不由得红光满面。
  “我们现在开会了!”跟往常一样,他慢声拉语地说道,“下面,请张书记做报告!”
  张寅安书记有一张白净净的脸,粗眉、阔唇,穿了一件便服棉袄,外表有一点庄稼人的质朴。他的报告分三部分。一目前形势;二自觉革命;三如何自觉革命。
  接着张书记的报告,群众表示态度。有的人从炕上站起来,因为屋子太矮,要哈腰讲话。虽然两面的窗户都打开来,气氛还是很热,人们开始解衣扣,敞怀听讲。
  “我家是高级知识分子。我一直以为自己很清高。党以国际主义精神来培养我。我深深感到自己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,很对不起党。我对自己抱着欣赏的态度,怎么能谈到改造问题呢?”深津纯子子站起来,态度自然,声音平静,文静地笑着。
  政治上有问题的,甘居中游的,孤芳自赏的……纷纷站起来表示态度。有的是受了时代号角的鼓励,有的是填充内心的空虚……也还是有睡觉的。
  “如果你对会议没有兴趣,就请回睡觉吧!”滕书记写了个纸条递给他。
  这是一次自觉的、彻底的、改造世界观的革命,其规模比“双反”要大。
  在上午,团支部总结了两方面的情况:有人背的是“挨整”的包袱,有人背的是“没事”的包袱。
  我写了一张纸条,犹豫了半天才递上去。难道我没有问题吗?
  1960年4月22日星期三晴(1397天)
  利用一天时间学文件。材料是《纪念白求恩》、《反对自由主义》。我把《共产党宣言》读完了。自由结合谈体会。晚上开了小组会,每个人确定了“革命对象。”
  “我的革命对象是个人主义。”顾继周说。他说话不紧不慢的,标准的北京话,清晰的节奏,“写相声歪曲了党的政策,印出去让大家批判。我害了怕,以后就不敢涉及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。”
  王珍璞对我说:“我的性格像我父亲,见什么不对就说。我家是富裕中农,过去我父亲的大买卖雇过200人,解放前就破产了。母亲经常对我说:‘你能跟上你父亲三分之一也行啊!’到了这儿,犯了错误,我就不大活跃了。”他说他过去对待错误是用堵窟窿的办法克服,结果是过了生活关,放弃创作的主动。
  王喜盛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个钟头,似乎在表扬自己在各个阶段的进步。由正达厚古薄今:“入党问题再也不能解决了,我的入学动机不明确啊!”
  我呢,根据《纪念白求恩》中的词句,在自己身上找几个例子,零零散散地也不成体系。
  晚饭后,扫院子、挑水。周甫光到处借灯。值日是四个人一班,碗由我们来刷。周甫光弄来灯油来。两人一起挑水。他对我说,他的父母是火克金,命不对,老打架……啊,青蛙叫!他笑嘻嘻地对我说,鸭舌帽扣在前额,棉袄里不穿衬衣。我说:“听见蛙叫我就想起老家了。”
  周甫光挑水走了,我又打了一柳罐斗水放在井台上,向田野望了一眼,四周沉入苍茫的暮色里,天空中有一块黑蓝的云,山峦依然是褐色的,渐渐暗了下来,只有山里的晚烟是亮的。柳树的枝条散发开来,长在人家的房后,一簇一簇的。春天的晚晾使出汗的身子舒爽起来。周甫光回来了,我对他说:“咱俩一人一担吧!”
  他不高兴了,说:“你看你怎么这样呢?”
  勇敢地暴露吧,刻不容缓哪!
  晚上开座谈会的时候,听张峰德用亢奋的语调讲话:“……到那时候,就分不清什么是农民的感情,什么是我们的感情。农民的小褂我可以穿,大粪我也可以挑……还有没有时间?”他急忙问小组长,组长眼神鼓励他讲。“我讲讲一首诗的写作过程:一天晚上,我睡得很晚,到半夜两点,忽然听到拉风匣的声音,很没劲;我就爬起来,一看,原来是风吹窗户响。于是我赋诗一首:
  睁开眼,
  听见风箱响,
  ——哐当哐当。
  “啊,炊事员已经做饭了,
  可这风匣为啥拉得这样没力量?”
  “他们每天五更爬半夜地忙,
  有一点辛苦,他们觉得很正常。”
  ——我这样想。
  我应当帮忙,
  起来吧!昨晚半夜才睡,
  着实乏得慌;
  不起来吧,炊事员不是更加奔忙?
  炊事员能做的事我不能做,
  叫着啥改造思想?
  
  想到这,我穿好衣服,
  翻身下炕,
  扑向厨房,
  推开门,咦?推不开
  锁头还锁在门上。
  
  走出门,一切都明白了,
  原来是风雨敲打门窗,
  哐当!
  哐当!
  
  回到炕上,心里如潮水船的激荡,
  这就是诗句,
  用不着穷思苦想。
  我立即操起笔,
  写下立即就读出的诗句数行。
  
  风雨中,后窗还是照样响,
  哐当!
  哐当!
  (连构思带写出计10分钟)
  
  1960年4月23日星期六晴风(1398天)
  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。组织指出:要就对待三面红旗、对党的教育方针和世界观、人生观几方面全面检查自己的问题。共青团员要站在运动的最前列。
  我的思想有斗争。我清楚地感到自己没跟上运动的发展。午后住处走(今天在学校教室里学习),我的思想斗争得像火烧起来似的,可又是那样漂游,没有着落。我初步断定,自己的思想是有问题的。
  上午到供销社买了几本小册子:《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》、《革命老人俆特立》。看了几个文件:《红专问题是世界观问题》、《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问题》,对自己的启发很大。
  午后,15班团支部召开积极分子大会,我去了。14班已经开始了现身说法了。我们的班级正在互相交谈。遇见了陈本凯,问他:“班里的情况怎样啊?”
  他笑嘻嘻地说:“我正在考虑自己的思想问题,别人的我还没考虑。”
  我说:“革别人的命跟革自己的命同等重要啊!”
  晚上写了大字报。往回走时,我跟由正达唠扯。他语调圆滑地说:“你看,我是不是个中游的人?”“我对组织呢,是不离不即的态度,敬而远之;现在是好了,对你也好,对老梁老王也好,都没有意见了。”
  我问:“对组织到底有没有反感呢?”
  他说:“过去有。王大中在双反的时候说我:由正达也是复杂的。你能看到,双反以后,咱俩的变化是不一样的。当时他对我和我对他是不一样的。”大概他以为我得到组织的特殊优待。“由县里提到专署,专署有个干部在我到省里开会的时候,对我说:‘小由!到省里请示一下,我们要成立艺术科。’我同意了,他想当艺术科长,后来知道他是反革命分子,我也受了批判。当时年轻,什么人生观不人生观的,我不懂。”
  风很大,头发被吹得乱蓬蓬的,沾着泥沙。风沙一股一股地,不断往人身上猛扑。
  
  1960年4月24日星期日阴(1399天)
  高潮已经掀起来了。二班站在革命的最前列。在小学的后院,墙上挂满漫画和大家报。柴加林、米志国、许坤荣解说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,讲他们骄傲自大,讲他们的隐循思想,高潮就这样掀起来了。
  回到小学的教室里,苏守业站在前面问大家:“我们大家有没有决心革命?”
  “有!”
  “谁上台讲吧!”
  几个人同时跑到台上去,拥护着。最后,主席让艾荫范讲。
  “我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?这是我父亲给我起的,是要我继承他的反动事业。小时候他对我说:“你不是个乱世奸雄,就是个治世的能臣!”
  
  1960年4月25日星期一晴(1400天)
  我拿出四张漫画。党员带头检查。晚上开会继续交心。
  
  1960年4月26日星期二晴(1401天)
  继续交心。
  
  1960年4月27日星期三晴(1402天)
  晚上,张书记作《大破资产阶级文艺思想》的动员报告。
  
  1960年4月28日星期四晴(1403天)
  大破修正主义!
  现身说法的人争着上台,大字报、漫画琳琅满目。午后,小学校园内又沸腾起来,上去讲厚古薄今的,拜倒在落翁脚下的,“哀民生之多艰”的,以李白的傲骨为荣的,同情小猫小狗的,心灵里的毒药悉数被晒在阳光之下。
  十四班演出了活报剧《臭味相投》:
  甲:你说!创作不得有天才吗?咱班同学,你看哪个有色吧?刘宝怎么样?他就是个空壳呗,王有盛那个小样儿,还想当赵要理式的作家,就他?
  乙:我看哪,中国人就是不如外国人行。
  丙:不!中国人的李白就是傲骨啊!
  王大中上台交心。他的眉梢扭成个疙疸,目光 急速向四周扫视,讲话故意压低了声音。“文学应当为人民服务,这不假……可双百政策是下圈套,只能是一花独放!”
  几天来,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党的伟大、党的慈爱,党对青年一代的关怀,党改造人、解放全人类的魄力。
  大前天,孙正新还在忧郁中。滕书记在他面前坐下来,说:“得动起来呀!”
  他说:“这几天在斗争,可以说挺激烈。”他像是挺诚恳。但现身说法那天,他对我说:“我下午交心,你们回来听听。”
  “就在这儿讲不好吗?”
  “我没准备好。”他说。有些反感的低下了头。
  岳广和在给别人作画。我找他谈话,促了一下。他说:“老梁和于东波也没交出什么来呀!”
  我说:“这是群众运动啊,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呢?”
  那天,很自然地形成了现身说法的固定点。宋庆余听了尹君的现身说法后,马上跑到台上去讲了他全部的修正主义观点:“我在中师毕业实习的时候,教案背了几次,到课堂上讲的仍然没条理,我以为这是思想问题,这次没有准备,却讲得有条不紊,因为我讲的是真心话。”
  到午后两点,人们还在台前拥拥挤挤,但时间不多了。王慧正当要发言的时候,苏守业诉他:“时间到了!”他懊悔地流了眼泪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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