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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盖壤  阅读:51319  发表时间:2019-01-15 18:16:43
  1959年11月14日星期六阴(第1243天)
  午饭后,我叫张峰德到教现代文学的老师那里看看,搞科研是否应当找老师辅导了,但他没去。扫除的时候,他和郭铢几个人围着李耀才要电影票。
  上午在开架阅览室看书。小赵拿了夏衍的一本杂文集《杂文与政论》,指着一篇《走过来的道路》对我说:“昨天组织生活如果能把这篇文章读一下就好了。”我拿过来看一下,文章说:靠着勇敢和个人奋斗与外部政治上的敌人斗争,似乎容易些。现代,社会主义革命时期,敌人是在自己的意识里,斗争更困难,因为革别人的命容易多了。这是心里话。前一辈人走过来的道路,很可以作为借鉴。为了名利去做事,总会遇到各种矛盾。
  胃异常地好。我知道我活着为了什么。因此,当我与困难、与敌人战斗的时候,觉得有力;这力量是来自整个集体。
  
  1959年11月15日星期日晴(第1244天)
  昨晚下雪了。灯光里的雪,乱纷纷的,明亮的,朦胧的。早晨,雪的莹光照进了教室,令人有清凉沁肺之感。向窗外看去,那里是一片琼楼玉宇的世界。雪并不厚,房瓦上的纹络都能看出来。挂着雪花的一带柳林,枝条垂下来,一副美满得意的样子。
  上午九时到午后二时半,看电影《静静的顿河》。本来已经看过了,因为受它的艺术魅力的吸引,这次又看了一遍。三部片子一起演,看完后头有些发晕。
  只有对生活有本质的理解,才能创造出典型形象来。
  晚上,在307教室听张震泽教授讲《文心雕龙》。为了占地方,我和张宏毅很早就去了。教室的电门坏了,系里的学术小组(由学生组成,张淑贤当组长。分团委直接领导)的人告诉到对面的教室去,后来又听说那教室数学系要用,大家又跑回来抢座位。张宏毅听从张淑贤的吩咐,把灯泡扭下来,安到307教室的灯头上了。
  张教授抱歉地说:“校刊发表的那篇文章,基本上参考刘绶松的文章写出来的,校样打出来的时候,我曾告诉校刊编辑,要注明出处,后来他们把这件事搞忘了。我在这声明一下,以免负有剽剔之名;第二,在同学们编的文学史当中,对《文心雕龙》的一些问题提得很明确,那是大家的劳动成果,我们应当尊重。我在这里提出我的看法,大家可以争论一下……”
  在报告的进行中,室内有轻微的喧哗,有几个人中途退出,把门弄得“咔咔”响。有不做笔记的,张淑贤提出批评了:“对讲演人来说,这是不礼貌的,对大家听讲有影响,对你个人,也是一个损失。希望以后听报告不要这样。”
  
  1959年11月16日星期一晴(第1245天)
  午后,从工厂区飘出来的烟子,弥漫了全城的上空,灰濛濛的。太阳颜色像烧红了的木炭,在烟雾里凝止不动。
  体育活动的时候,大家做准备活动。赵洪利对王作昌说:“你怎么穿皮鞋来了?下次再这样就撵你去换!”他纠正大家做操时不正确的姿势,“腰部活动不能有手向侧震的动作,那样的话,就不能有锻炼的效果。”
  我们向北陵跑去。守门人不让我们到园内去,只好回来。雪已经化了一些,草坛露出冻僵了的绿草和潮湿的树叶,在苍黑的老树上,还挂着团团雪球,像慈父手上托着一团羊绒裹起来的孩儿。天气并不冷。
  了解人,爱人,帮助人,这是我生活里的全部快乐。和那些迫切要求进步的人谈了话以后,心里充满了幸福感。在这之前,我觉得他们高傲、无理和心地狭窄,当你用生活本身的力量感动和推动他们的时候,你会觉得这一切是可变的。
  张峰德终于到系里把科研辅导的事问了。这本来是一件张张嘴的事,然而他觉得这是多余和不自然的。他能去,说明他有争气的努力。晚上,我按党支部的要求要他写材料的时候,我问他:“你的心情怎样?”
  “还好。”
  “痛苦肯定要有的,但你只能向前,千万不能向后看。”
  他点头。他经常坐在一个地方,眼睛瞪得老大,发闷,怕有人打搅他。
  董淑玉正在向李耀才解释《文心雕龙》上那句“时运交移,质文代变”的含义,我凑上去,她就要我解释。我说:“时代发展有更替,内容和形式各代都有变化……”停下来,说,“走,不看这个,我跟你谈谈!”她勉强笑了一下,跟我到二楼走廊的一头。她说:“这么黑呀?”我找了一句开头的话,说:“谈谈团章学习小组的事吧,支委会要加强对小组的领导,咱们得订个计划。”接着,我把小组的情况分析了一下,讲了张峰德光专不红,岳广和孤独,安凤烈光钻俄语……
  她说:“我也有这些缺点。”
  我说:“看来小组成员在思想上有些共同的东西,以后,互相间要展开批评,对问题有本质的认识,才能与过去决裂、轻装前进。”“批评和自我批评,在咱们班比较薄弱,女同学之间也是这样,缺乏政治空气。这样,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小事了。少吃一口窝头也不能凉解。团员的模范作用太差。共青团员应当做青年的表帅。前几天,支部对几个女生提出了批评。她们对你的照顾不够。”
  听到这里,她有点高兴了。因为我没追问过去的事情,更没有指摘她。她说:“有时候也不能怨大伙儿,我就是自己心里发烦,不愿跟大家说话,看什么都不顺眼。有时我也想到,大概是自尊心太强的缘故。我现在就是想知道大家对我的看法上怎样的。”
  我说:“你自己已经谈到了,比如自尊心的问题,这与你的生活经历有关-家里人口少。小时候,爱干啥就干啥,不像我们这些在农村长大的人,有一位古怪的祖父在眼前,是从来也不敢放肆的。你从小大约是很随便的。那时你生气任性,父母知道,不理你,过后就好了;你不会想到父母对你有什么记恨。但在集体里,你还保留着这些习惯,会影响你的前进,对自己就不能任性怂恿了。”
  这些话说到她心里去了,她好像很高兴,并且做了检讨,说:“我本来是订了计划的,后来又开会又参观,把计划破坏了,我索性不照计划执行了。我想,这是啥玩艺儿,自己什么都不能干,把毛衣折了织了得了。结果,有两天坐在宿舍里织毛衣。我多疑,以为开会不指名批评是在说我了,看了十几本小说,看着看着,就顺着情节想下去,眼睛虽然是在书行上移动,心却不在书上了。总之,我现在往后想得多,往前想得少。”
  她讲了过去的故事。在初中,她发奋不在学习上拉到别人的后面,老师夸奖她,同学恭维她,靠着成绩优异考上了高中。“初中的班主任给高中的班主任写了信,说我有才能,要特殊培养;到高中后,班主任就拿着名单找我,本来城里的学生不让住宿,却破例让我搬到学校去住。
  “小时候,爷爷教我读《九歌》,出版社的资料室就在我家附近。我经常到那里去看书报,去玩。初中的时候,我参加了夏令营。邵凯校长跟我们最熟了。到高中的时候,我当了三年的课代表,画表格、做习题,帮老师判卷,交作业从不拉在别人后头。体操、唱歌、跳舞,什么都参加,得了几个乒乓球,大家高兴地分了,仿佛这就是生活目的。
  “人生最重要的三件大事:入队、入团、入党。还是在少先队的时候,这就能把团章背得很熟。但那时我没要求入团,而且团员也很少,几个班一个支部。后来,我长胖了,嗓子也坏了,什么活动也不愿意参加了。初中毕业时,我才74斤,高中二年也不到85斤。很早就听说,到大学之后,什么都靠自己,学习靠自觉。来到学校,我就看了卡片,一看,只有八九名非团员。我着了急;又看到人家都搞创作,我也想:那有什么了不起,我有时间,也能写出作品来。当少先队的时候,我的文章也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过。于是,我就不跟别人说话,拼命读书,在学习上不能让别人小瞧了。
  “我交给支部几分材料,王大中只读了一次。他一点也不了解我,他一面对我说话,我一面在心里反对他讲的。”
  后来我问起了她父亲的问题。他参加过国民党,并画过反动的宣传画。她给班级提了意见:
  “咱们班掌握的时间太死,人家十四班、十六班经常去看电影,咱们这样做了吗?党支部不重视我们。另外,发现同志的缺点,就应当及时指出来,最好不集中到一起批评。由正达做工作好突出个人的成绩。
  “这次,我要从头做起。”她最后说。
  我说:“应当有信心。高尔基曾经说过:人类不止一次地证明了,他愿意做什么,他就能做到什么。”
  帮助她需要长期地工作,对缺点,她还没有根本的认识。
  
  1959年11月17日星期二雪(第1246天)
  雪花飘飘,细细麻麻,追赶着下落。午后看彩色纪录片《赫鲁晓夫访问美国》。
  午后,现代文学教研室召开课代表会议,给老师提意见—看看教学上有什么错误观点。张峰德不在,我去了。
  当我在不自觉的时候,习惯势力—追求个人利益的急切愿望,还会捉弄着我的感情。但我能马上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,理智又掌握了我,我顺从了理智,我就觉得很自由了。这样,总是会按正常的生活轨道,过完了我的每一天。
  
  1959年11月18日星期三晴(第1247天)
  “哈,不做早操啦!”郭铢高兴地喊,拿起脸盆去洗脸。我还是出去了。雪的清光映着楼房。白雪上有几个黑影,很清楚。
  午间吃的猪肉炖萝卜,栾文彦高兴得跳了起来。大米里有些稗子,于东波说:“要提高警惕呀,吃下去得盲肠炎!”
  饭不够吃了,老丁恶狠狠地说:“这他妈的,什么玩艺儿,饭不做够了,再做,一等就是一个钟头,内部矛盾好变成敌我矛盾了!”
  午后总支布置下一阶段的学习任务。晚上开了支委会,本来是研究明天过组织生活的事,梁旭昌满有意味地讲起女生的私事来:“陈绍英谁给她写信她都接收。女生到一起净讲恋爱的事。张淑贤对我说:谁对董淑玉笑过,有三个人在追求她!”他挤眉弄眼地,又说,“梁月说我破坏了他和李文斌的关系,你曾经有过男朋友,恋爱的时候为什么不对李文斌讲呢?”
  李长庆笑嘻嘻地阻止:“行啦!行啦!别扯远了,还是讨论组织生活的事吧!”
  王作昌说:“方剑秋这个人得下劲帮助他!要不是到毕业的时候,没法办!下这么大的功夫没教育过来,也是党的一个损失!”
  
  1959年11月19日星期四晴(第1248天)
  晚饭后,景翔到这儿来了。穿着蓝花哒尼面、毛皮领大衣,戴一顶火车头式的皮帽。见面时,我在他的背上拍了一下,高兴地说:“嘿,我没想到是你!”
  他把口罩摘下来,呼着热气,笑了。脸上全是汗,脸色通红,两只眼睛扑闪着,显得很天真。他的兜里揣了一本新买的书:《什么是人生的最大快乐》。他的情绪较好,是回丹东探亲路过这里的,捎来家乡的栗子。两个人在宿舍里一面剥栗子吃,一面说着话。我们谈教学革命、谈当前文件学习,谈别人怎样因循为日已久的习惯、走只专不红的道路。我说:“我们出身好,名利思想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”
  他说:“是的。我奶奶死了的时候,我回家服丧,就有许多感触。我想,人的一生太平淡了,她的一生究竟给人间带来了什么呢?我可不能就这样死去。我想起了古人,像这样默默而生、默默而死的人,固然不少,但也有些把芳名留给今世的。后来,上了大学,读的是化学专业。我想通过这条道路登上一个高峰。我是肯于努力的。可是,身体不行了,一使劲就吐血——支气管扩张。同学们劝我搞文艺,我也这样想。如果能在小提琴演奏上搞出什么成就来,哪怕是给哪个小歌剧谱个曲子也行嘛!”
  他谈到他若干文艺部门谈工作的情景。他说:哈尔滨杂技团太杂了,政治空气不浓,有的人闹工资。乐队指挥第一句话就问:“你有没不家属?”队员对他说:“你别来了,上这个穷地方来干啥?”那里的乐队人员和演员不团结。
  我说:“你要是去的话,得做好精神准备,在政治上挂帅,别让这种情绪影响到个人。”
  他又了解了那里的党团组织的情况,都很健全,政治工作也加强了。
  “你参加工作了,我很羡慕。”我说。
  他感到惊讶,摇头说:“我在没有决定去工作以前,也曾对新生活有过许多幻想,当真要离开学校的时候,又有些留恋了。你想,在学校里人很熟,我对那种平静的生活也习惯了。工作了以后,生活就出现了许多新问题,从此,就永远放弃了求学的机会了。”
  “在生活里还可以照样学习的。”我说。
  晚上七点钟,他坐汽车去火车站,连夜回哈尔滨。我送他到门口的车站,再三说:要政治挂帅。
  
  1959年11月20日星期五阴小雪(第1249天)
  晚上下雪了,雪花小了,像没有心思似的,随意地向各处游荡。
  利用晚自习的时间,讨论葛利高里的典型性。十六班也来了几个人。大家鼓掌欢迎。李耀才的发言慷慨激昂。他说:“葛利高里是个资产阶级思想很浓厚的人,虽然经过生活的教育,他仍然坚持他的人生观,与无产阶级对立,其结果是自取灭亡。历史无情地宣判了他的毁灭。”
  午后过组织生活,互相间能开展批评了。但方剑秋仍未发言。他回宿舍和别人笑闹,丁国文说:“请把你的刀笔手法收起来吧!”
  每当受了批评,这些人就会流露出不满情绪。吃饭的时候,帮厨的同学开始抹桌子了,小魏把碗拿到这边来吃,张峰德说:“你躲一躲吧!堕落的人怎么能跟我们一起吃饭?”
  “你像一条狼狗似的,咬什么?谁该你几百吊怎么的?”小马把碗拿起了。
  峰德的诗歌被选进一本儿歌集里,编辑部给他寄了一本样书。
  
  1959年11月21日星期六晴(第1250天)
  数理楼的楼基比操场高一块。早晨练完了长拳回来,一出门就迎着满天朝霞,有几朵金云挂在天上。刚下过雪,头上是蓝天,眼前是白雪,纯然,洁然,浩然。朝日出来之后,明亮的光辉给周遭的景物涂上了红色。我踏着有利地势往前走,看见鳞次栉比的屋顶前面露出的树梢,屋顶上的烟囱粗细不一,冒出的烟子也颜色各不相同,褐的,蓝的,紫的,也有白色的。天冷的缘故,烟子冲出烟囱之后,很快变得稀薄了,不久就散开了。
  晚上,王作昌召集党章学习小组的几个成员开座谈会,有五个支委参加,外加5名团员。座谈的内容是政治学习上的收获。王作昌手里拿着几张纸条,笑着对大伙说:“未开会之前,先要大家解答一个问题,问题很简单:党和全国人民目前的中心任务是什么?”
  我问:“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生产方面的?”
  梁旭昌问:“要详细解答吗?”
  大家都笑了,王作昌也笑了。说:“看你怎么体会呗。”
  考完了,大家发言,讲了学习后的体会,检查了个人主义。梁旭昌说:“我学习基础差,如何对待党交给自己的任务呢?昨天晚上的学术讨论会我本来不想参加。”王作昌说:“这是与资产阶级争夺阵地的,作为共青团员,能随便不参加战斗吗?我们班有些人向张峰德学习。政治上不发言的郭铢却能在这个会长篇大论,对学习上的两条道路斗争怎能置之不理?”
  张宏毅说他通过学习克服了家庭困难,在共产党的国家里,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
  我说:“过去参加政治运动,但对群众运动有若干不正确的看法。这个问题在为了创作的目的下统一起来了,说明了,我仅是党的同路人。”
  王作昌总结说:“我们为什么要考试呢?实际上我们考的就是党章。学习党章,就是要明确党的领导,自觉地为实现党的纲领而斗争。大家很少谈到学习后对工作和学习有何鼓舞作用,说明我们的政治敏感性差。平时,我们要注意讲话的立场,做共产主义的传声筒,不做资本主义的传声筒。”
  
  1959年11月22日星期日晴(第1251天)
  昨晚听学术报告,孟庆文老师讲解毛主席诗词。孟老师的眉骨很高,两道浓眉伸展着,像一把钳口,紧扣眉宇;嘴和下颔都微微翘起,末出声前,嘴唇和舌头先动了动,像试试看似的。有风趣地笑了笑,有板有眼地开始讲解《七律•和柳亚子》—“毛主席和柳亚子先生是诗友,诗里概括了民主人士的思想:你别看昆明湖水浅,可比到富春江看游鱼强多了呀……”四肢和肩膀不停地动,最后说:“我心里感到阴暗的时候,读了毛主席的诗,情绪就乐观了。主席诗词里有的是乐观,有的是革命斗志。”
  
  1959年11月23日星期一晴(第1252天)
  张峰德把上次组织生活会上的发言整理了一下,交给了我。今天,他又写了一份附记,把大家对他的批评都否定了。大家批评他只专不红,他强调自己只是重专轻红。他说他在反右斗争前是只专不红,经过几次运动和劳动锻炼,思想已经跃进到重专轻红了。他进步了,大家没有看到,这是不客观的。
  我又给总支写了份材料,分析了他的思想情况:虽然他认识到了,走只专不红的道路是危险的,但只看到了危险对他前途的危害,看不到对国家的危害。他发表了几首儿歌,使他的虚荣心得到暂时的满足,便以天才自恃,相信了这一点,成为走旧路的力量。班级有些人很羡慕他。于东波说他读书有法,马云飞说他有才能,董淑玉说还是张峰德能行。他在学习上走的是资产阶级道路,虽然他自己不承认这一点;不仅他自己走这条路,而且带动一部分人跟他走。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谈思想改造,当然不会改造好。从个人主义出发,他形而上学的分析自己的进步,把红和专对立起来,机械地安排政治和业务学习。
  晚上,党小组组织同学给梁旭昌作鉴定。党多么关怀我们哪!梁旭昌政治上成熟得早,在群众运动中立场坚定,接近群众,平易近人。他的主要缺点是:注意个人生活利益,政治目光不够远大,因此,使他犯了错误,在穿戴上也很讲究。
  有一些意见,如对女生的看法,工作作风拖拉,团员汇报制度不切实际,都和支委会工作不力有关。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宿玉堂把我的个性和老梁的个性做了对比,说我太严肃,使人不敢接近。这个意见是直接对我提出来的。我要改掉这个脾性。
  午后,全年级开了体育运动大会。王作昌的动员报告很生动。他举毛主席锻炼身体的例子,摘引了加里宁教育青年学生要锻炼身体的话,把锻炼身体的道理讲透了。午后各班做挑战、应战。
  
  1959年11月24日星期二晴(第1253天)
  昨晚落雪,这是今年第四次落雪了。银白的雪花,看不透的天宇,人、树、房屋,切都被雪包裹起来了。早晨,天晴了,空气清洁得很。
  昨晚的鉴定会给我的印象很深,起床后心情仍然很愉快。不做早操了,大家都懒得起床,灯没开。我叫道:“起来哟,懒汉们,洗脸、吃饭,到北陵大街去扫雪!”又到其他两个寝室把人喊起来。
  栾文彦到仓库拿工具。陈本凯也跟去了。我穿上了大衣,戴上手套。就是这副武装,到外面还是冻手冻脚呢。
  外班的已经干起来了。铁锹在柏油路面上发出铿铿锵锵的声音,扫帚挥舞,雪尘飞扬。女同学蒙着头,哈着热气,干得很猛,不一会儿,头发、围巾、眉毛,都挂上了霜。棉鞋底冻硬了,走在路上咯吱咯吱响。来晚了的同学很不自在的样子,从别人手里抢工具。我把铁锹翻过来,在路面上一推,被车子压硬了的雪就一块块地掀起来。干了一会儿,身上热乎乎的,手脚也不觉得冻了,大衣也穿不住了。小张站着,望着东方,赞美道:“太好了!太好了!”只见东方红光一片,罩着半个天边,太阳在红脸只露出了一半,周边却很清晰。地上升起了红烟。雪的晶体银光耀眼,点点闪闪,亮在树上,树枝上的挂雪就像盛开的梨花,千树万树,沿着大街和新开河的两岸。直到阳光融化了雪,在这热情燃烧的早晨,让人感到春天已经不远了。
  午后举行开展冬季体育运动的仪式。大家把棉衣脱下来,在锣鼓声中,向校部进发,再返回辽大二部,总共跑了5000米。
  文娱活动时间,于东波解释列宾的一幅《拒绝忏悔》。他讲解画面的色彩,能立即抓住画中的两人物-革命者和神父。窗外射进来的阳光,照在囚者的白衬衣和神父的十字架上。囚者眼神是漠然的蔑视。神父的帽子臃肿不堪,令人生厌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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