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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盖壤  阅读:51268  发表时间:2019-01-11 17:26:06
  1959年9月12日星期六晴(第1180天)
  上午睡觉。王作昌、李耀才到工地干了一会儿活。
  午后开始大休。
  
  1959年9月13日星期日晴(第1181天)
  我们一行9个人,早饭后出发去东陵。翻过几道丘陵,走过灌木林,两旁是比人高的青杠树,间或有些山丁子、山里红。张峰德说:“童年时,走过这样的树林,会觉得很神秘,产生一种幻觉;而现在,看到这些秋景,听着虫鸣,就产生一种年青人特有的悲伤和快乐,甚至叫人荡气回肠。”
  东陵的建筑和北陵相仿,有隆恩殿和皇陵。牌楼的碑文上写着“太祖高皇帝之陵”。琉檐上驳落的色彩开始重刷。皇陵是建在山上的,从正门入,上山,要过一座拱形的青砖桥,再上108蹬台阶。四周有古柏高耸,形甚肃穆。玩了一圈儿,回来了。
  写了一下午的日记。
  晚上大家一起去散步,讲起鬼神来。听说,先遣队来的时候,讲这些东西,叫人害怕了,谁也不敢在门口睡觉了。女生宿舍和病号室的上面是通着的,病号说鬼,女生吓得够戗。
  
  1959年9月14日星期一晴(第1182天)
  上午和广和到大洼去理发。午后就开始干活了。
  李长庆写了篇稿子,叫董淑玉在工地上宣传,她没好气地说:“我嗓子哑了!”
  长庆说:“哑了吗?没有吧?”
  
  1959年9月15日星期二阴小雨(第1183天)
  滕云阁把第二面流动红旗送到我们工地上来,但没有引起班里的特殊兴奋和高涨的劳动热情。支委会在晚上做了第二次研究,要抓住的问题是:
  1.思想状况的分析;
  2.某些人未受表扬而情绪不高;
  3.对女生不要过分照顾甚至有些恭维;
  4.小组之间的比赛问题;
  5.开展技术革新的问题。
  最后,支委会做了分工:我抓小组的思想工作,李长庆做宣传和政治时事学习工作。不应当把棘手的工作交给小组长去做。
  
  1959年9月16日星期三晴(第1184天)
  整理现场,把土运出去,使白泥露了地面,迎接18号的现场会议。
  广和说我不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,张宏毅说我不应当总挑两付担。他们都这样关心我。
  广和向我谈起他的女朋友崔敏的事。以前他们很好,高中时他画布景,她给他拿色盘,后来广和向她要求比朋友更进一步的关系。她当时有很多朋友,她说:“我哪能能配上你呀!”广和当时都要哭了,说:“你不答应我我也知道你的家!”事隔几年,广和突然接到崔的一封信,要求恢复关系。广和假期回去把关系肯定了,但现在又后悔了。他没说理由,但我问他以前对崔为何有好感,他说她当时是名流,长得丰满,现在得了肺浸润,瘦了。我想,这是他后悔的原因吧?
  小红旗在山坡上飘扬着。天气凉爽了。
  叫病号到农田里去干活,她们不去,肚子痛了就生气。
  
  1959年9月17日星期四晴(第1185天)
  今天的中秋节,吃两顿饭,干五小时活。月饼昨晚就发了,每人两块。
  开了晚会。两个相声很逗人笑,它把地名和影片名编在一起。我们班出了个毛主席诗词大合唱,很受欢迎,在北山演出之后,又到南山去演。不大匀整的灰云遮着天空,云里透出黄光,显示出月亮的位置。有人用手电照着写黑板报。
  十一班跟我们一起干活。
  前天曾讨论公社问题。宿玉堂谈起他家乡的情况:去年炼钢时,把百姓的锅都拿去炼了,今年食堂解散后,人们用铁桶和脸盆做饭。另外,曾经打过富农,向他要资金,结果,真的打出几个小宝来。
  对光说不做的人,我感到有些恼怒。李长庆向别人布置写稿的时候,先笑着,然后追着不让人睡觉:说“你辛苦一些嘛!”然而他自己从来不辛苦。当我对这表示明确的反感时,他说:“这是向谁发脾气呀?”我还是写了。
  我的这种性格是对的吗?
  
  1959年9月18日星期五阴雨(第1186天)
  早饭后来到工地,侯老师讲了开现场会议的一些事情,嘱咐我们说:“如果与会人员问起这里的增产节约的情况,你们就说,这里的增产节约是以思想改造和技术革新的中心。后来下雨了,大家把衣服蒙在头上往回跑。
  一天都是讨论教育革命的问题。大家说,学校的工作计划常常是有始无终,说了不做。说请专家讲课,开专门化的课程,本来早就定下来的,到现在也没消息,许多学科没有讲义等等。大家希望到工农中间去劳动。
  这几天我的情绪好像不佳,自觉性和责任感都要加强。生活里人、事是这样多,我感到自己有些精力不足。
  中秋的苹果分下来,我和王作昌的一份。孙敏把王的一份抢了去,他哈哈地笑着说:“不是我个人主义啊!”后来我俩分开了,他把他的一份给了孙敏。他经常读报,写了一篇《论蔡文姬》。今天他发言,说通过编讲义,我们的科研水平提高了。
  
  1959年9月19日星期六晴(第1187天)
  干活之前,把道修好,把工具修好,然后去拿肩垫,好的已经挑没了。
  潘常静对我说:“董淑玉总生气,说排里不可能了解她。今天又跑到工地上来了。陈本凯叫她去大洼给小马买药。”
  昨晚,宿玉堂和岳广和吵架了。因为我们这铺上的人都头朝里睡觉,独有由正达和宿玉堂反对。
  我曾提出过两点理由:第一点呢,我们的铺和后面的铺连着,头对头。咱们头倒过来,把脚伸给人家,人家会反对;第二呢,我寻思劳动还剩七八天的时间了,对付对付就得了。
  宿玉堂瞪着眼睛,梗着脖子说:“你跟我讲讲:倒过去睡觉有什么好处?”
  我说“你别问我,其实,我头朝哪边都可以。”
  “是谁先起的头?”
  我走过去说:“是我昨天看见南头的人都掉过去了,就说:咱们也掉过来吧。话刚出口,几乎是一呼百应,就都掉过来了。”
  广和说:“既然大家都掉过来了,就都掉过来得了。”
  老由说:“我不掉。”
  广和说:“你愿意吃脚啊?”
  “谁愿意吃脚?”老由来火了,“……昨天掉床的影响问题,你应当考虑考虑!”
  “我考虑什么?”
  宿玉堂和岳广和互相要求对方考虑,声音越来越高。后来老梁过来了,要宿玉党先住口,然后说,要解决问题,就得把个人放一下,因为他们后来的争论,已经不是为了工作。
  
  1959年9月20日星期日晴(第1188天)
  理发师来工地给我们理发。班长陈本凯在那里理发,大家迟迟不愿拿起工具干活。他喊道:“准备准备干活了!”
  小马问:“到时间了吗?”
  “差不多了嘛!”
  小马说:“什么差不多?你别像鲁迅小说里的主人翁那样,好说差不多。”
  干活时,不知谁说起,我们学生中有几个年纪大的。郭铢说:“我们再当几年研究生,不是也胡子老长的了吗?十几年后,我就去养老。”
  有人说:“你再怎么跃进吧,十几年后也不会有孙子。”
  我说:“借一个孙子吧!”
  当王作昌推车倒下来的时候,大家准备给他作《翻车记》,我说他没有那种性格,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。有一车推成功了,我就说:“你不要翘尾巴!”事实上,这几天他已经推得很好了,装得满,跑得快,但大家还是会取笑他:
  “王作昌,这次可平安?”
  “王作昌的翻车率达到100%!”
  他自己笑着答道:“从我推车起,你就没停止过诽谤!”
  “诽谤啥呀?”陈绍英说,反正你翻车对我们有好处,土倒在半路上,快去快回,土虽然没推到地方,土方定额可算在我们组里。”
  “车子可倒霉了。”
  “自己家的人都开始捧哏了!”他说,“说我没有推车的性格,我就是不信。我确实有做事毛草的毛病。岳广和曾问:‘咱们这些话什么最艰苦呢?推车最艰苦。’我看两组长累得那个样儿,我不会推车,只能干着急。在光辉农场书记说:劳动改造必须经过技术革命这一关,到现在我还记得。罗广武的肩头压出血来了,使我很感动。这是劳动观点问题。”
  几句话把大家说哑巴了。
  在第三组的工段上,是分层工作的。王作昌说那样工作慢。小赵说:“场部规定的梯形作业,条文就是法律,你不遵守能行吗?”
  他说:“条文是为工作方便才定的,不行可以改嘛!”
  小赵说:“法律能改吗?你把宪法改改我看!”
  我曾几次告诉李耀才,刨土的时候,要先刨坎下面的,这样又省力,又好撮,又快。他总是不听,我很生气。
  晚上谈收获。宿玉堂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矿场的建设过程,是白手起家的。大家所以心情舒畅,是由于干部带头,抓住了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。
  第三阶级的红旗让六班和四班得去了。他们在总结上次没拿到红旗的教训时说:1.骄傲了;2.强调条件了。经过全面的思想工作,认为他们的集体有下例优点:1.责任心强,打扫卫生时能想到给场部栽树、修路,而且在干完本班的工作之后,能帮助别班:2.创造挖大块的经验;3.每人都关心生产。大休的时候,他们还到现场去排水;4.爱护工具,涮土篮。
  但本连发生了不好的现象:拣别人的土豆回来煮着吃;到人家的地里去摘洋柿子、辣椒吃,叫人家撵了。
  
  1959年9月21日星期一晴后阴(第1189天)
  原来,朱眉叔老师曾在沈阳的一所女中当过教导主任,他的爱人在那里教几何,是他的学生。在劳动的时候,他的学生讲起过去的印象。
  “每到节日之前,他就给我们讲话,每人都要穿肉皮色的袜,蓝甲克,青裙子,扎小辫的在前头,梳短发的在后头。”
  这很有趣,引起大家一阵笑。休息的时候,文娱委员由正达说:“喂!大家集中一下,小马和张峰德要给大家讲故事。咱们将来当老师,练习一下表达能力。”
  小马讲《顿河故事》中的一篇,张峰德讲了几篇寓言:一只鹅如何被主人打了,总结被打的原因,还讲了一个猫头鹰因何苦闷的故事。我说:“好,再来一个!”
  老马自动要求讲一个关于“世界省”和“中国省”的故事。
  然后读报。赫鲁晓夫在美国演说,使大家感到心情畅快。那话中带有微笑的讽刺,可能使美国的剥削者和学舌鹦鹉们啼笑皆非。当读到他在联大的演说时,提到苏联的裁军计划时,王大中说:“这简直是世界大同!”
  回学校开学代会的代表们都回来了。丁国文马上就来干活。“今天早晨喝两碗面汤,碗里完全是白菜,使一个碗还要两毛钱的押金。”他说。
  听说,王金苓转到哈师院去了,自己回来取行李。想叫白泥矿的同学回去帮她往车站搬行李。后来外系的朋友给她找了一个病号来,连饭都不让人家吃,就催他回来。她发现宿舍的门卡把她的名字放在最后,大叫道:“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后?”上次去大连,硬要于东波送她到站台,21点才开车,回学校的6路汽车快收车了。“可惜她还是个工人阶级呢!完全是个剥削者的派头。”我气愤地说。
  
  1959年9月22日星期二雨(第1190天)
  没有工作,搞了一天鉴定。
  滕书记把吃了一半的梨拿在手里,站起来,用慢吞吞的语调,嘲弄似的说:“睡觉的各位请苏醒一下吧……那边打扑克的,是不是也把你们的兴致收拢收拢!”他把双手在胸前得意地晃了晃,开始布置鉴定事项。
  我挺羡慕由正达那种委婉、伸屈的工作能力,他能把自己的话说得很圆满,即使是提意见,也叫人舒服。我呢,根据大家给我提的意见是:刚而无柔。给陈绍英提意见的时候,他说:“我发表一点感慨,我觉得,陈绍英同志在所有女同学中十分朴素可亲,她既无一般少女所特有自恃和高傲,也无女孩子的娇羞和怯懦,是放得下拿得起的人。我们很少听到陈绍英过多地挑剔别人,也很少有她跟别人合不来的时候。是一棵劲草。也正因为这样,把她放在哪儿都可以,这显示她的平凡之中的不平凡来。在清河的时候,她装车,草帽上落满了沙子,她毫不顾及。在深翻地时,我不能做别的类比,但我还是以陈绍英作为榜样,我想,一个女孩子能坚持,我一个五尺男子能倒下吗?”
  在给郭铢提意见时,郭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:“大家说我不关心政治,说我对革命采取旁观的态度。我是这样,对八大文件,我知道有那么回事就行了。我平时很少想问题,也比较愚蠢。但给别人的感觉我又是聪明的,于是我就变得神秘了。和大家比较,我的基础更差一些,我缺少家乡气和泥土味。”
  当别人给他提意见之后,他的眼睛直盯着地面,又望着门外,那里有新盖的房子,新栽的树。他注意的倒不是这些,眼里总藏着什么东西似的,或者总是向下看的缘故。昨晚睡觉,他是很高兴的样子。
  晚饭后大家给我提意见。优点提得过分,毅力、坚韧、觉悟之类,说我的进步是直线的,能根据各个时期的历史要求,向自己提出改造的任务。由正达说我过左,例子是:过去对仲老师的批判,说《红笛》里的作品是只专不红的,由于教材科买书一事做得不利索,你就说是社会油子之类的话。总之,发言时不合“度”,对人的态度上,不应过于严苛。马才彬说:“‘良言一句暖人心,恶语一句三伏寒’,今后在说话方面应当更加注意。不应当过多地责难别人。”
  最后,我表示了态度:“大家提的意见都很正确,而且我自己还能找出许多事实存在的例子。大家说我有些哲理性,要求我更加平易近人。我保证,我能够改造自己,大约半年差不多吧!”最后这句话,声调较慢,但既然把话说出去了,就应用行动来证实它,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人应当具备的品质。
  给董淑玉做了鉴定。大家说她的进步不踏实,打水、上工让她提水壶,她很生气,说大家不理解她。总之,她需要鼓励,哪怕有些事是她力所不能及的。她低着头揉着手绢,眼圈红了,最后终于流泪了。别人去吃饭,她回宿舍去了,边走边哭。后来让别人代为请假:手脚发麻。
  
  1959年9月23日星期三阴后晴(第1191天)
  “使人害怕容易,使人尊敬却不容易,你有理由、有条件赢得大家的尊敬。”
  这是宿玉堂给王作昌提意见时说的话。生活里确实有这样几种人,一种人的威严而不可侵犯,一种人平易而不令人尊重,另一种人,别人不怕他,却非常尊敬他。我是缺少平易的那种人,具体地说,就是没有宽宏的胸怀和乐观情绪。
  由正达说:“一个指挥员,在各方面都应当是我想象中的表率。生活上不拘小节就不怎么样。但王作昌在各方面都做得比较好。我看到一些党员,一进饭厅就占了许多座位,然后又让别人带饭。在那一霎那,就忘记了他是个党员。而王作昌却能把党性贯彻到实际行动中,对一切人的工作他都热心。文娱工作他是外行,但所有的文娱干部,包括我在内,都愿意找他帮忙。”
  第二组评分时不是很严肃,一个人提名了以后,就都同意了。
  “同意!”
  “没意见!”
  “嘿,嘿,嘿……”
  两个支委-张宏毅和李长庆也忘记了原则。梁旭昌来火了:“你们怎能这样随便呢?能够全班都是5分吗?我们事先开了支委会和小组会,你们在小组里是怎么贯彻的?”
  晚上,二组开始重新评分。但在开会时,有这样的议论:
  安凤烈:“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,谁还不愿意劳动?”
  张峰德:“不是积极分子就不兴得5分了吗?”
  许多人在小组会上发了言,对个人的优缺点进行了辩论,后来决定,改动了三个人的分数。
  散会的时候,贾继英送潘常静回去,一出门她就哭了,是悔恨?是怯懦?跟她谈谈才好。
  7
  1959年9月24日星期四晴(第1192天)
  昨晚肚子痛得厉害。我难道没有那种管住嘴巴的能力吗?因为我坚信,如果能吃得少一点,吃得有定量,我的病是可以好的。
  今天还是挖白泥。我们分的那段,泥沙是混在一起的。有地下水流出来,那里有一条沙带,必须除去它,才能挖出白泥来。宿玉堂说:“这活儿可能锻炼性格。”
  丁国文说:“没有王作昌在工地,忽然萧疏起来。”
  王作昌评红旗排去了。
  午后三点就收工了。栾文彦精心地把工具都收拾出来了。我挑了最后一蓝土。奇怪的是:张峰德在白泥坎上写下“永垂不朽”四个字。由正达用白泥做了个笔筒作为纪念,用两人手指沾着唾沫揑的。
  下工后听报告,公布营里的劳动积极分子名单,我是50名之中的一名,奖品是一个小日记本。我得用它记一些美妙的词儿。
  全连的红旗最后让四、六排分别获得。但连里的干部都肯定了我们的进步,甚至要把红旗给我们呢。
  晚上,小赵找我谈了话。最后演了两部电影:《苗家儿女》、《红色的种子》。我只看了头一部。
  
  1959年9月25日星期五晴(第1193天)
  早晨起来栾文彦就张罗,要大家帮助女生打行李。他自己留在最后。运行李,收碗筷,这次劳动就结束了。
  往回走,沿着山根小径,大家的兴致很高。草叶上的露水未干,闪着光亮,但已有黄的颜色了。田野里出现了谷堆,一片可爱的秋色。
  下车后,我到小河沿医院去了一趟。二嫂的大哥吴云山让我打听一下治疗眼疾的事项。我假期里就答应了他。
  生活又开始了新阶段。先别想别的,首先要做的是“管住嘴”。
  
  1959年9月26日星期六晴(第1194天)
  上午洗衣服,下午扫除。别人都在教室里擦桌子、搬东西。张峰德拣了一张旧报看。我生气地说:“快干吧,干完了好回去。”
  一刻也不要忘记,每一个行为都贯串着性格的改造。
  给吴云山和本才写信。本才叫我给他代买胶鞋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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