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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盖壤  阅读:51272  发表时间:2019-01-06 17:54:05
  1959年7月14日星期二晴(第1120天)
  下晚自习的时候,潘常静把她的日本朋友的来信给大家看了。这个朋友的父亲20年前曾在中国学习过中国话,但现在汉字却写不出多少了,只教给他几个字。所以,他用中文写了个纸条,说明他的汉语水平,后来又用英语写了一篇长信。他说,他愿意跟中国青年交朋友。中国的国际地位高了,中国的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。他感谢中国朋友给他寄去的许多邮票。
  宿玉堂说:“看来他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,他不跟美国人通信嘛!”深津纯子说:“美国人也不一定都是坏的嘛!”
  这件事使大家很高兴。
  
  1959年7月15日星期三晴(第1121天)
  有一种无聊的情绪。为了幻想而想到自己的某些缺欠的时候,意识里就有一种无所依旁的感觉。
  我说:“咱们开个支委会吧!”老梁说:“都快吃饭了,开会?”
  我们坐在坏了的水泥桶底下。我发言说:“快考试了,小赵的入团问题就在本周内解决,咱们得把意见统一一下。关于社会关系问题,得马上跟团委研究。”
  老梁说:“关于他的牢骚问题,不应当分出前期后期,总之,觉悟抵,我们就要高一点要求他。”
  老丁说:“小赵好对人采取一种讥笑的态度,这是什么问题?”
  老于也参加了支委会,说:“我们应当全面地看问题,别光看过去。”
  大家一致同意在支部大会上进行讨论。但社会关系问题得跟上级团委联系,搞清楚。
  晚上,老马、老丁、老梁连续就助学金问题讲了话。罗广武享受2元助学金,却有两双皮鞋,穿灰丝绸衬衣。大约说的是王德福吧——认为假期助学金就是应当发的,为了占便宜,先报一个留校,放假时住几天,然后,拿上助学金就走了。
  口气太硬了。
  
  1959年7月16日星期四晴(第1122天)
  早操的时候,我把支委会的决定跟总支组织委员汇报了,把几份材料交给他看。李桓桢也看了,他说:“专科二讨论了4个,加别班的,打回来7个,咱们也得严格一些。”
  李兰英说:“我看他还行啊!”
  我当了他的介绍人。又把材料全面地总结了一下。
  把过去的日记翻了一下,那些随便记下来的对话,是那么有风趣。
  看了杜鹏程给王汶石的信,曾几次谈了作家如何接受了党的教育。王汶石现在又去咸阳当县委书记了。读了他们的作品,又读了他们的谈话,我了解了作为一个灵魂工程师应当如何去生活。我能想象出王汶石的为人——精力充沛,热情洋溢,忠心耿耿;真正能与群众鱼水和谐,深入到生活海洋的底处,捞到了珍珠——生活的诗。
  想把自己的觉悟提高到理想的高度,而又苦于不能马上达到这种人格境界,这是一个矛盾。一想到这儿,就有一种发奋求进的欲望。即使作文艺批评,也不应有心灵与语言的两重性。
  
  1959年7月17日星期五雨(第1123天)
  西边地平线上的云与天边上的云之间,开启了一道缝。阳光挡在天边云彩的后面,下面承受不了他的它的全部光辉,银亮亮的,总觉得天的一边是一片大海,很深,很远,云翳浩荡。雨后天光里的树是的鲜亮亮的,水气又在上面折射出异样的光条。
  “象征派的画就是有它的特点嘛,你看这树叶儿的光、色,多么富有变化!”李长庆说。
  午后开支委会,讨论赵洪利的入团问题。我做介绍人,王作昌讲了话:“光是劳动好,这是量的变化。”
  刘承孝说:“牢骚和个人主义有关。”这很对。
  最后,全体通过他入团。团内将增加一份力量。这是可喜的事情。
  
  1959年7月18日星期六晴(第1124天)
  今天考察汉语。早饭后,王作昌大声地发表了灼见,站在走廊的另一头都能听到他的声音:“谁说汉语名词不能重叠?树树开花行不行?战战获胜、车车满戴,都不行吗?”
  我打趣地走过去说:“祝贺你,王先生,你在语言学上有新的发现!”
  他一本正经地说:“不客气!”接着又向大家提出新的问题,“动词可加形嵌:不、得、了,谁能用后二字举形嵌的两个例子?”
  
  考完现代汉语之后,我和老梁把一年来的思想工作回顾了一下。最近,张淑贤找他谈了话,说女同学对干部都有意见。盖如翔骄傲,对人好用一种教训的口吻。她说:“上次我没有去体育活动,他就质问我:‘你为什么不来上体育?’她反问:‘你有什么感冒吗?’老盖最后笑了,说:‘我倒没什么感冒,你可别感冒了。’她对别的支委也有意见,陈本凯自以为是,李长庆嘴里不说,心里可有道道。还说董淑玉对我有意见:‘盖如翔找我谈话就说:来来,你跟我谈谈思想情况吧!我本来想多说几句,一听,就不想说了。’”
  我当然不高兴听这些话,这本来是使我苦恼、又很实际的问题,微笑和谄媚是没有必然联系的,关键是怕别人说自己有些谄媚,是自己不会笑的缘故,足见我有很多顾虑。
  文学能教会你怎样做人,当你真正成为一个正常的人,也许你会忘记你想从事文学创作的目的。别人提意见,我本来应当高兴,无论对已对人,都应当真实而又认真。
  晚饭后,我、张峰德、小赵、丁国文、宿玉堂一起到北陵去玩。6点以后,人不多。留下一些热情的游客:谈情的、抒别的、赏景的、赋诗的……而我们几个人,却是为了把一周来的心情放松一下。从柏油路进入林荫道,再到拱形的石桥上看荷花。晚风把确绿的叶子兜一下,夕照之中,含苞欲放的荷箭隐隐在望,用一个不新奇的比喻,像娇羞的少女吧?再沿着湖畔走过去,穿过马路,走进花坛,紫的,红的,粉的,黄的,白的鲜花,争奇斗艳,大大方方的,串儿红红得深深的,而牡丹和芍药却早开过了。老宿说:“谁说这是牡丹?我们家的牡丹是独枝的,叶儿也没有这么多。”我说:“花儿凋谢了,绿叶自然就多起来,绿肥红瘦嘛……你们家的是个人主义牡丹,这里的牡丹是集体主义。”
  老丁说:“这要是不来呀,可辜负了美好的自然。”
  张峰德说:“我们是对生活的留恋吧?”
  小赵说:“又把这伤感的情调拿出来了。”
  “应当有年青人的朝气。姜子牙35岁还去学艺呢!”
  “姜子牙79岁才结婚!”老宿做了补充。
  大家找了许多形容词来形容花,婆娑呀,浓艳哪……
  老丁说:“我们掌握的词汇太少了。”
  “不对,是自然的美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。”
  “对了,你这种说法全盖了!”
  新开湖的对面,正在建一座疗养院,忽然想起郁达夫当年曾住在西湖畔,他爱人后来跟教育厅长跑了。嫌郁达夫的名望低,结果——一轮明月,两袖清风。
  就这样,今晚不谈进步,也不谈落后。宿玉堂却来了感慨:“在初二时,头上只有一根白头发,现在这么多啦!”
  有一股要写的热情,最终又觉得无聊。
  
  1959年7月19日星期日晴(第1125天)
  把小赵的材料整理完毕。
  晚自习的时候,全班动员,抄写学生自编的文学史,用的是百花出版社的稿纸。
  据说,吕云霞和十四班的孙福海的关系密切,晚上到处溜,看电影一起坐到楼上。赵某(她以前的朋友,照过定婚像)要她北京去看他,她说没钱,没去。今晚她先抄完讲义,提着书包走了。丁国文说:“抄完了帮别人抄抄。”她不高兴地回来了。她和孙福海天天在一起,呆在图书馆里。她对王金苓说:“我想找个同行的,又怕他(孙)把我扔了。”
  
  1959年7月20日星期一晴(第1126天)
  今天看见高中的语文教师何国初了。他来沈阳批卷。当他谈到高中师生的亲密关系时,我对那种生活有些怀念。他原来是六班的班主任。他班的同学和他在一起照了相。我也在场。
  
  1959年7月21日星期二阴雨(第1127天)
  雨后的黄昏,四周弥漫着薄薄的雾,看不清外面的树和稻田的界限,一切浸沉在幽静的自然里,安谧地享受着雨后的滋润。
  读王西彦的《论<安娜•卡列尼娜>》,一篇绝好的论文。
  
  1959年7月22日星期三雨(第1128天)
  好大的雨哟!我从图书馆出来,顶着雨往宿舍跑,衣服湿透了。晚上光着脚丫到教室里去看书。有两天晚上失眠了。
  
  1959年7月23日星期四晴(第1129天)
  最近,我和同学谈起写作的事。我心里活着的人,比生活里的人单薄些。当回忆起我一年来的思想变化,对自己严肃的生活态度很满意,我将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,那时,我就心怀坦荡了。我想表现我自己,但绝非只是欣赏自己,而是要把作用在意识上的党的力量给以形象地确立。这时,我是很兴奋的。
  早晨起来的时候,张峰德望着窗外,见操场变成了湖。他对小赵说:“哼!做操?我们游泳去吧!”
  小赵说:“你是不是颓废了?”
  老张说:“我什么都不懂,因此什么也不知道!”
  于东波说:“你把达达主义拿出来了。”
  老张说:“你老实点儿,小赵!你再这样我就不选你当干部了!”
  张峰德常常采取这种胡闹的态度,表现自己是强有力的、不孤独的。听说他今年暑假要去长春,他母亲在那里。“我母亲在哪儿,我就跟她到哪儿!”他说。
  午后体育活动时候,到北陵去散步。姑娘们照了相。我和张宏毅到花坛里去玩。园丁站在花丛里,透来温和的有趣的目光。脸膛黑里透红,额上刻了几条深深的皱纹,袒着胸。我问他那些花都叫什么名字,才知道西番莲就是大丽花,分为几种:光辉、粉桃,还有一种叫金鸡,花朵是红艳艳的。芙蓉花原来是一株小树—它的叶子跟槐树叶子差不多,形状比槐叶小多了,花朵是一束粉红的绒球。花坛的中间是五色草。又打听到了几种花名:红灯、醉蝶、蝴蝶梅……
  
  91959年7月24日星期五晴(第1130天)
  落日被黑烟罩着,形成卵黄一样的颜色,天上已见金星高挂了。
  大家都埋头地复习功课。
  
  1959年7月25日星期六晴(第1131天)
  我凝神地望着窗外,树影隐入了淡淡的晚烟。落霞把这晚烟染成了桃红。汽车从缜密的树叶下面驰过,叶隙间瞬息又封闭上了。小赵问我:“你不看电影?”我没回答。他笑嘻嘻地盯着我说:“梗着脖想什么?”
  我在想一个做人的道路。
  王金苓在写信,哼着《山间铃响马帮来》电影里的插曲。本来是一支好听的曲子,当她用悠缓的颤声唱出来的时候,就变得十分哀伤了。一阵阵格格地笑声从楼外传过来,她立即站起来,跑到阳台上,凭着栏杆瞰望,然后叹了一口气,说:“唉哟,这些小青年的呀 ……”
  我问她:“你要转学吗?”
  她说:“嗯,说不上能不能批准。”
  “我看转学对你没啥好处。”
  “谁说不是的,我没办法呀!自从孩子送到我爱人那里,把他累坏了。他的身体比我还坏,生活稍不规律,马上就犯病,可灵验哪。我转学后,星期天还能帮婆母干些零活,要不是,我干脆就不能念了。”
  “你去看电影吧,看,把你给愁坏了。”
  “我不去。自搭从清河劳动回来,我就没看过电影。”
  教室里没有灯,她回宿舍去了。
  回到本题上来吧。我想怎样做人呢?原来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上看到了张天翼与青年作家的谈话。他说:作家的灵魂要干净。要写人得先会做人,就是说,我们还不会做人。
  必须从个性的圈子里打滚儿的状态中跳出来,塑造一个新的个性。看来,我写的这些东西是有用的。
  午后到校部学生科去看何华楠的档案材料(她到退团年龄了)。尹君在看他们班超令团员的材料。看我进去,急忙把写有名字的档案袋翻过去。管柜橱的人把钥匙拿走了,他等了一阵,我退出来。
  之后老滕布置了个人鉴定的工作。是的,我应当把我的进步很好总结一下。
  
  1957年7月26日星期日晴(第1132天)
  一阵暴躁的赶车声从楼外传来。我从楼上往下看,见一辆马车装满了沙子,一头青马被赶车人打得直摇脖子,车夫仍然大怒不止,把鞭杆子倒过来,那粗大的木杆打在马头上、脖子上、肚子上。车夫一边打一边骂:“我该喂你还是喂你,该揍你还是揍你。”后来他又低声哄着马拉车,让车辕向右转,后耳板顶在杨树上了。那马全身的肌肉痉挛着,始终不肯向前走。
  前面的另一辆车返回来,把后面这辆车的马缰绳拴在前辆车的车承上,勒上了马牙子,再用一条绳子把马腿勒上,免得它向左走;然后,两挂车一起赶,后挂车的马被前面的车拉得张着大嘴,一使劲,车就拉出来了。马车夫仰起脸,纵情地大笑。
  晚上过组织生生活。大家谈了谈一年来的思想收获。老丁因为自己还有个人主义思想,怀疑自己进步的真实性。我想,我也有他这种情形。
  会后老丁把教材科要讲义费的通知念了。说我在这两学期曾欠过钱。我说:“怎么搞的?我还没有穷到连讲义费都缴不起的程度呀!”
  罗广武说:“讲义我不要行不行?”
  郭铢说:“教材科总来这一招:讲义发到你的手里,然后再讲价钱,你给也得给,不给也得给。”
  
  1959年7月27日星期一晴(第1133天)
  早晨我和小赵、贾继英在历史系楼前的花坛边打拳。空气凉润,晨光里的树叶也十分新鲜。小赵说:“我们有了空气浴了,这是三浴之一。”
  我的鉴定昨天已写出来了。看了一天小说。在花园的庇荫下,有许多复习功课的学生。
  晚上鉴定。然后支委会讨论了下届支委会组成人选。准备让张宏毅当班长。
  
  1959年7月28日星期二晴(第1134天)
  整天都是搞期末鉴定。张焕廷的自我鉴定用自我问答的方式。问:“假如现在仍然是劳动半天、上课半天,你会有什么反应呢?”我的回答是:“不会比过去情绪更好。”问:“如果国家分配我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,我会毫无怨言吗?”
  答:“不会的。当客观符合主观的时候,我的进步会更快一些。”然后大家给他提意见。他对张峰德的意见是:“我觉得,张峰德对人不是很开朗的。内心想的和外表做的不一样。”
  
  1959年7月29日星期三雨(第1135天)
  第一组的鉴定搞到最后。支委会决定给剩下的三个人鉴定。
  老梁做了检查。从态度上看,是毫无顾虑的,随意谈去。老马说:“你的检查有领导派头。”我就其工作作风主观、不虚心、要求自己不严格等提了意见。我看老梁好以小恩小惠的方式联系群众。上次在支委会上,我们给他提意见时,他说我和老丁两个人在整他。老丁提了这个意见后,老于发言了:“在清河水库上,我看支委之间互相用石子乱打,今天听说支委间常顶牛,才知道这是支委会间矛盾的表面化。”
  张焕廷说:“老梁和老丁之间互相打闹,那情况不像是闹着玩。”
  会场的气氛显得很紧张。罗广武说:“我有这样一个感觉:老梁在代表支委会批评一些人的时候,有个人成分。”李耀才激动地举起手来,说:“那天鉴定,本来是给安凤烈提意见的。李长庆提出反驳我的观点。老梁只听一方面的声音,用组织手段和政治压力说:‘你想给你以前的鉴定翻案!明天讨论你的问题!’后来我问他:‘明天的会怎么开?’他说:‘这个你别管,我们决定!’作为一个共青团员,我很难过……”
  栾文彦掌握会场,看到这种情形,有些紧张,说:“咱们是给老梁提意见,你们争论的问题,不是以老梁为对立面的,所以今天不讨论!”
  “为什么不讨论?”小马激动起来了,说:“这难道不能说明梁旭昌思想作风的主观片面吗?为什么要往明天转移呢?”
  到23点才散会。散会后,支委们看到群众对支委会的团结问题有误解,感到了不安,决定明天开支委会把问题澄清一下。
  
  1959年7月30日星期四时阴时晴(第1136天)
  今天给金大凯和魏元奎作鉴定。支委会会后认为,有必要说明一下,各组给他们鉴定,不是斗争和批判,而是帮助他们认识问题,使大家受教育。
  我第一次看见魏元奎能这样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过去。语气里带着苦味。后来他哭了,断断续续地说不下去话。下课的时候,支委都到他跟前去安慰他。他用手搓着眼睛,抽泣着说:“你说我怎么能不难过?”
  接着金大凯鉴定。他给自己戴了许多空洞的帽子,形面上学机械唯物论之类,然后又说对工人阶级的干劲有充分的体会,矛盾百出。
  晚上经过充分讨论,选出新的支委会和新的班会。丁国文抽到年级里去工作了,张宏毅任班长兼支部副书记。这是一位热情、洒脱的人。他曾对我说:“方法是次要的,哪个干部在干革命之先就有一套方法?”
  
  1959年7月31日星期五阴后晴(第1137)
  我、陈本凯、李长庆在一起研究,把支部鉴定意见填上去。老梁去开会了。他让我们给他买面包,因为站排太长,每人只许买一个,我们就没给他买。后来他自己去买,面包已经没有了。他回来时把窗一关,说:“我去开会,你们连个面包都不能给买,怕我不给钱哪?两毛钱我还花起了。”
  我的火车票是让李长庆给捎的。我曾去问倪凤鸣,看他多咱走。他慌慌张张地写纸条,好像忘记要拿什么东西,写了又画掉。我说:“我说什么也得下午走。”
  他决意不肯跟我一起走。把我拉到楼后面,谈了一些情况:“把我整完了,昨天晚上批判我到3点钟才完。”
  “为什么?”
  “有人揭发我,说我有四次吃饭没给钱。这哪有的事吆!后来大家来火了,我吓坏了,我说:‘我不仅干四次,而且有更多次!’支部说我不诚实,大家说我腐化,就给我算细账,说我有资产阶级恋爱观。”
  我帮他认识了一下。他不拘小节,犯这个错误是可能的。都怨我以前对他的帮助不够。
  午后大家收拾行李。于东波、张峰德帮助赵洪利打行李,十分亲热。我只一个人收拾书籍。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:如何能使自己与同志有一种更亲密的关系多好,这是感受生活所必须的品德。这是我在下学期必须做到的事情。高尔基说过:人类不止一次地证明了,人类想做什么,他就能做什么。我是否可以证明一下这句话的正确性呢?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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