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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盖壤  阅读:51284  发表时间:2018-12-18 17:16:53
  1958年12月7日星期日阴(第903天)
  我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。推心置腹地交谈,可以使我与对方之间心心相印。王作昌用座谈会的形式开入党积极分子会。我也用了这个方子,入团积极分子的发言却不积极。工作中常有一种烦躁情绪,使自己不能朝气勃勃,像有的共产主义都那样,藐视困难,蔑视敌人,也藐视死亡。
  今天中午看《静静的顿河》中集。葛里格里,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,不肯改造自己,在革命的风暴中,不可能不倒向一边,去求得个性的解放和幸福。
  我写了剧本,应当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,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、班级的虚荣,或者是为了把自己的情感放进文艺的花坛之中,去求得安慰。
  我坚信把个性从私欲中解放出来,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,才会觉得,劳动和斗争,对于自己是那么地需要、自然的、应当的、因而是快乐的。
  急躁也好,苛责也好,要努力克服。我相信全新的我会从斗争中诞生。一切人都会需要我,我也需要一切人。
  
  1958年12月8日星期一阴(第904天)
  一位女同学在食堂里拿着话筒喊:
  无人售饭真方便,
  自由吃饭省时间。
  先交钱,后吃饭,
  人人都是监督员。
  到了午间,最后一句改成“忘了交钱不好办”。
  张淑贤从北京回来了。
  午后三个班在一起辩论教育质量问题。我说教育质量提高了,教学质量没提高,当然也没降低。因为这没有实际意义。我们在肯定新的教育方针比旧的教育方针优越,要达到新的培养目标,在于改进工作。
  李长庆说:“像深翻地那样艰苦的劳动我们能坚持下来,说明我们的体质有增强。学基础课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践问题,有了初步地判断能力,能看出问题来,就是比过去进步。我们喜欢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影片了,给予很好地评价,这说明理论水平提高了。我们热烈要求了解工农兵,对主席的讲话有了更深的体会,创作能力也提高了。”潘英喜说:“从德育、智育、体育三方面看,是提高了。”李耀才说:“教学和教育不能分开来看、对立起来看,那样会得不出妥善的结论。教学、劳动、科研,是对立而又统一。”
  我说:“把教育和教学等同起来,是离开了学校的环境,谈教育,等于把我们变成了下放干部。如果是下放干部的话,在思想感情上、立场上受到了锻炼,文学批评的能力提高了,文艺思想提高了。这种提高,是在过去专业学习上、各种运动的基础上提高的,基础课也不能完全否定。基础课不包括劳动,但基础课不能脱离劳动,我们要学习的应是完整的知识。说教育质量提高了,是因为比过去提高前进了一大步。政治一切学习的灵魂。
  
  1958年12月9日星期五晴(第905天)
  午后听邵凯书记关于一•二九运动的报告。他说:“团委叫我做个报告,我只好服从吧,摆个龙门阵。那时,我们还都是青年,反正是年记很轻就是了,中国青年都是这样一代一代成长起来的。“五四”以后,我们的领袖们成长起来了,大革命时期也出现了很多优秀人物,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暴发了一二•九运动,也是中国青年划时代的成长时期。那时,谁也没想到今天能开这么大的会,宪兵早就来抓你了。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。那时的心情是沉重的。《毕业歌》我现在还喜欢,算是厚古薄今吧!那时,敌、蒋杀人杀红了眼,拿一本红的书,围一条红围巾,也会被抓起来杀掉……”
  王桂莲要走了,到我们宿舍来告别。我先回来写剧本,别人都在校部看电影《患难之交》。她说:“看别人多幸福,我这一生为什么这样不顺利?”
  我说:“如果你不劳动,不工作,占据你心里的,必然是那些生活琐事。”
  她说:“这是格言吗?”
  我说:“倒不见得。”
  王作昌告诉她,不要光看小说,“在家里呆不下去的时候,你就回来吧。何华楠的小屋给你留着。要注意锻炼胸部。要多看报纸,若不,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。要多休息”。
  她说:“我还会打麻将呢。”
  “我的上衣在外面晒着,忘了拿回来了。”她说完就走了。
  支委做了改造,李长庆选上来了。支委会做了分工,王作昌和老梁要我当副支书。我说:“我没那工作能力,不行。做思想工作嘛,还凑合着。”
  这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的。因为我怕那些事物性的工作。当小赵看我的名字写在优秀团员的光荣榜上,对我说:“我多咱能看见你的名字写在共产党员的公告上,我将为你祝贺。”
  另外,我也想,我的感情不健康。昨天张淑贤说北京吃的是馒头,我就说:“那是工人贵族。这是出于嫉妒心吧?”
  烦恼多数是出于怀疑、瞎想,难道不可以从这种心理状态中解放出来吗?
  
  1958年12月10日星期三晴(第906天)
  我所以有那种不好的情绪,是因为我的个人主义还没有完全克服地缘故,不愿做平凡的普通劳动者。我的工作没有魄力,来了工作就双手一伸-怎么办?
  午后全片(年级)辩论教育质量提高与否的问题。由老梁掌握会场,我没发言。教育和教学不能机械地分开,即使是只是教学,也包括智德体的三个方面。
  “我向你们提高派投降!”我对陈本凯说。大家鼓起掌来。李长庆说:“你算是起义的。”
  晚饭后,我们在一起演奏起来。我多么渴望感情的工农化呀!
  能力是从努力中获得的。
  晚上,他们又去辩论了。只有我一个人呆在寝室里,写剧本《幸福的道路》。写个提纲,不怎么好。把未来的生活展示一下。我相信可以写好它。因为这次写作之先,我就注意到了,这次写作不是为了荣誉,而是在尽教育别人和教育自己的义务。也算是享受权利。
  收显亭明信片。
  
  1958年12月11日星期日晴(第907天)
  上午看完先秦部分的文学提纲。午后写剧本。他们去辩论。写了两页,天黑了,我出去买点东西吃。遇上了张淑贤和能势良子,她们问我“干什么去?”我撒谎说“去书店。”
  能势说,她们的尖兵连加紧锻炼,培养健将,争取当上辽大专职健将。
  张淑贤说:“北京不冷,树叶还没掉光呢。”
  我问:“听说你姥姥住在北京?”
  “啊。”
  “你可倒好,走到哪里,不是姥姥就是舅舅。”我说。一时间又觉得这闲话很无聊。。
  晚上,听他们说,校党委刘副书记作了传达报告,说主席要求辞掉主席职务,用更多的时间从事马列主义研究和考虑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。能势说:“我很想研究理论,但总是提不高。日本人民提出:中国的今天就是日本的明天。中国革命的经验有利于日本革命的发展。毛主席要放理论卫星,我听了高兴极了。”
  陈本凯说:“我真正体会到了共产党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伟大、高尚人格。”
  晚上,大家就这件事进行了座谈。
  党支部讨论别班的李超入党的问题。她讲了过去受过许多苦楚,没有阶级观点。大家提出了许多问题。明天继续讨论。
  
  1958年12月12日星期五晴(第908天)
  今天在校部召开军事训练现场会议。很早就吃了午饭。午间11点,把《文学青年》评论员留下开座谈会。长篇也好,短篇也好,内容都不大充实。我只出了两耳朵。
  思想改造,真是个艰苦的过程。没有欲望是好事,当我再有欲望的时候,那就是强烈的,有不可阻挡之势。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。
  晚上又讨论李超的入党问题。是614班的,会上她先做自我介绍:“多少年来,早就有这么一个愿望,现在很激动……我的父母感情不好,他们离婚后,继父虐待我,很残忍;日本人入侵,家庭就逃散了。继父常让我跪搓衣板,当时我才12岁。母亲到济南治病,我也跟去了。开始读书,我想:读了书,干什么都行。到一个找不到任何相识的人,不再受歧视,没人叫我‘带肚子’。
  “日本投降后,八路军接收了地方政府,我对党没有认识,退学了。后来上了中学,正是全国解放的形势,我辗转到了湖北。在学校里受进步老师的影响,觉得不能再跟国民党跑下去了,当时吃的是地瓜粥,老师如果说‘明天不上课了’,就是明天没饭吃了。武汉解放了,我看见了许多女同志。觉得她们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,我为什么不能呢?回家没出路,就参军了。常常是一天几百里的行军,有逃兵,我认为那是可耻的……”
  李耀才说,她对家庭缺乏阶级分析。意思是说,没有从本阶级立场上转变过来。从小受苦,比起工农子弟来,那算什么苦?有人反驳道“工农生活虽苦,却有深厚的母爱”。
  最后通过了。她激动得脸红了。多么幸福!
  
  1958年12月13日星期六晴(第909天)
  午后大家写教育方针,我写剧本。洗完澡,只写了个人物表。因为描写人物的成长,不应当隐瞒他们的心理过程,教育意义是在这个过程里产生的。晚上写了几页,心中乱了,11点就睡了。
  过去写不出来的时候,我会逼自己去写。现在,好像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去写,实在没有非写不可有要求。
  
  1958年12月14日星期日晴(第910天)
  午间盖如刚来了,一个远房的堂哥。他在水利学校学习。要下乡了,借了四元钱去,想回家去看看。
  写了几页,掷了几页,是那样清谈。是生活没感动我,还是我没有那善感的情绪?有时热起来,有时又冷下去。
  晚上写了几页,又得撕下去,困为那种手段不像对待人民内部矛盾。
  广和交来入团申请书,立志做一个共产主义战士。吾将何所是从?振奋起来,做一个不断革命论者,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时代的木偶,热烈的情感只在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上发泄。
  加强学习,要有热烈的政治意愿,听党的话,使自己更谦虚。
  
  1958年12月15日星期一晴(第911天)
  上午讨论《诗经》是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。
  午饭后,党小组召集进步青年同学开了个会,谈对李超入党的感想。
  “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饱满的政治热情,这是要求进步的时候,应当具有的品质。”我说。
  王作昌向大家提出三点要求:端正入党态度;勇于向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;做组织的骨干力量。争取做红旗团支部。
  晚上,我决心苦战了,结果只写了九页。这玩艺儿可真不容易啊!老梁对我说:“你别总往下撕,不好让大家讨论一下怕什么?”陈本凯皱眉、点头、说:“对了,还是把它写出来吧!”老梁又说:“你可得好好写呀!”我说:“你怎么不信任人呢?”
  老梁就这样。小赵、大中他们去检查书,他怕他们在那里看,不让他们去。小赵有意见了,说:“老梁,你去做做看,别以为我们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!”
  
  1958年12月16日星期二晴(第912天)
  “眼高手低”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啊!剧本写不下去了。苦恼死了。李岳山进来检查,我问他:“不写不行吗?”
  他说:“那怎么行?不仅要写,还得够放卫星水平呢!不好改嘛!”
  早晨我问王作昌应当向那方面努力。他说:“克服工作不果断的作风,多抓组织思想工作,这对你的思想是有帮助的。
  午后找季振安谈话。支部准备讨论他的问题,系里要给他处分。在谈话的时候,我竟没明确我是代表支部的,至于让他提出了我代表谁的疑问。谈话时,净说些“我对你的看法”之类的话。他拒绝回答我的问题。他说“说了也没用”、“一个乡下人,去调查的,也不看出了什么事儿,还能说什么”、“去调查了倒好,材料都掌握了,还谈什么”。
  
  1958年12月17日星期三晴(第913天)
  上午上课,韩梅岑老师讲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,阎简弼老师讲《离骚》。午后,本班组织了教学方案的答辩。
  今天的写作顺利,我没有隐瞒内心的矛盾而把剧本完全看成是我个人的事情,好像让大家批评我了,与我个人的面子不好看。毛主席说,既然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,就不怕别人的批评指正。
  在找广和谈话的时候,我竟问起他是否还想爱情的问题和某某对他友好的问题,干些蠢事。岳广和说:“说不上为啥,别人对我有友好的表示了,我反倒不敢接受,不如算了的好。”
 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,所以才提出点疑问。是我的性格不好吗?可能有一些,生硬死板的态度会使人不愉快,而我也因此而苦恼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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