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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盖壤  阅读:51339  发表时间:2018-12-08 19:51:56
  1958年8月26日星期二晴(第801天)
  师范学院、财经学院、俄语专科学校三校合并,成立辽宁大学,培养马列主义理论队伍、大中学校教师。听到这个消息,大学生们很高兴。
  上午搬宿舍,从176搬到193,搞军训。我是二排三班的战士,持枪的号码是:3091076。
  晚饭后,全营战士开大会,进行军训动员,在扇形广场。《我是一个兵》、《解放军进行曲》、《东风压倒西风》等歌声,如平地雷鸣,此起彼伏。大约是27班的学生,眉眼横阔,拉歌、呼口号,叫得最响。
  “力争上游,争取优秀!”
  “政治挂帅,做到五好,坚决争当红旗连!”
  “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!”
  口号连声响起来。
  会议一直开到8点。烟囱安了照明灯。
  每次集体行动都要站排,确实不习惯。我只觉得有趣,总想笑。把那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与清高刺激一下,能改造思想。我们真的能文能武了。军人都有雄壮的气概。我们的生活里需要这种东西。
  
  1958年8月27日星期三晴(第802天)
  军事野营今天正式开始。起床的军号响了。正是早晨5点。只用10分钟的时间穿好衣服,站好排,齐步走,从来没有这样整齐过,只听刷刷地响。
  李耀才的稍息步出得慢,陈本凯班长指名指正。早饭是一起吃的,一个班一张桌,一碗或是两大碗菜。早饭每人一个馒头。十个饭碗盛满了菜,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。我吃饭较慢,现在不能嚼得太细。
  午后练射击,身上滚满了泥。口令:“卧姿装子弹!”大家持枪,右脚向前跨一步,左腿稍向内,跪下左手着地,手腕向内,扣肘着地后,侧身,眼向前,将子弹压入枪膛,伏卧,瞄准射击。
  我的身子总是与靶子平行。经排长于东坡的纠正,两肘被砂粒硌得生痛。安凤烈说:“野营不如劳动好。”刘承孝不知道背枪的方法,我给他做了示范。小赵现出不屑理会的样子,嘴唇向外一瞥,说:“啊呀,就像你这样,站在你旁边的人的脸都得刮一层,枪支乱晃!”
  李长庆是副班长,早晨喊队列,不置可否,大家跟着他的口令动作,他却不知道怎么走好了。我说:“这家伙不大自然!”
  陈本凯说:“这是不礼貌的称号!更说不上合乎军队的称号,因为称呼要根据他的职务而来。”午前练靶时,我叫了声“陈本凯!为什么在瞄准时,移动眼睛也能对准目标?”我知道叫错了,却没脸改。午后,我鼓了很大的勇气才喊:“班长同志!我要喝水!”
  “可以!”
  晚上,在扇形广场看射击教练的电影。“叫你唱,你就唱,别装庙里大泥像!”“叫你唱,你就唱,别像封建老大娘!四、五、六连不要赏月亮!”
  各连开始拉歌。一、二、三连专接人家的歌曲的后一段往下唱。
  
  1958年8月28日星期四晴(第803天)
  上午瞄准,午后营长讲通信兵简史。
  晚上排里活动。我作了检讨:干劲不十分足。全排情绪高涨,提出苦干三天。
  
  1958年8月29日星期五雨(第804天)
  政委作报告,讲解放军的光荣传统。
  午后在雨中瞄准。坐起来,屁股上沾满了泥。伏下去以后,急下的雨点又在泥上打出好多小窝。
  “当兵的不管雨不雨的!”连长对我们说。他伏在地上,检查我们的瞄准情况。归来的时候,走着齐步,英姿飒爽。雨越下越大,歌声越唱越响。过路的小学生,地质学院的人趴在玻璃上看我们,很觉自豪。
  回来时遇到了鲁德双的朋友张文贞。胡文彦也瞅着我笑。他站在我的旁边,样子有点嘲讽。“你高的哪份兴啊?”他问。我说:“你小资产阶级情感十足。”
  枪枝因被雨浇生锈了。我把它擦得光光亮亮的。晚饭后,于东坡排长进来问:“今晚谁不去看电影——《不同的命运》?”大家反脖儿一歪,回答:“没有!”
  连长在我们门口站着。陈班长说:“你怎么不进来?”转过来脸来对大家说,“注意!进来喊立正!”
  我说:“做了好事,总希望人家知道。”因为我们的内务整理很好。被子叠成一个样式。牙膏、牙刷摆在书架前,方向一致。
  电影《不同的命运》很生动。对话常常是跳跃式的,但解释出一句话的真正含义。细节一眼就能看明白。
  
  1958年8月30日星期六雨(第805天)
  雨下得很大。大家用白纸画个小靶,趴在走廊上瞄准。
  上午上防原子、防化学课。教师同志说:“毛主席说过,不打仗,我们进行和平建设;打仗,我们就一定胜利。抗日战争不打,我们不能到延安,在延安不打,我们不能到北京看梅兰芳的戏,美国不打,我们就不能过三八线。朱德副主席说:第三个五年计划中,全国16——60岁的人,每四人一杆枪,每年200发子弹,打吧!我们都是兵!”
  “什么活动都是全民性的。大学生们已经尝到多种职务的滋味,当过售货员,当过农民,当自己厂里的工人,要干什么就干什么。”
  晚上开座谈会,学习解放军的高尚品质。大家谈得很多。副排长说得多,做得多,军装洗得变成了草黄,补得整整齐齐,午间不睡觉,给岳广和作瞄准指导。更使人感动的是,连长在深夜里拿着手电筒,挨个寝室检查,给大家盖被。
  副连长早晨下操时,教大家正步走;可是腿是弯的,营长把他叫过去,严厉地批评了他。回来时,他对我们说:“刚才错了,我再走一遍给大家看吧;营长的纠正,只能对训练更有利。”
  这种紧张的生活应当保持下去。头几天我还怀疑,生活如果有严格的制度,会影响学习。可是,过了这几天,在同样的时间内,做了比过去多了多少倍的工作。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胡思乱想上了。
  我们都睡着了,排长进来说:“今晚你们有两个人站岗。”“我去!”几个人同时喊道。
  
  1958年8月31日星期日雨后晴(第806天)
  早晨8点去靶场,站在集结线上,心中很忐忑。卧倒以后,手心打战了。先是对好准星和标尺的上沿,瞄好了,不敢放;只想到那震耳的一响和叫人难受的后坐力。
  “嗵!”
  什么事儿也没有。头一枪放了以后,本来打算总结一下经验,惊慌的心把一切都搞乱了。
  第三声是在雨中响的。我以为下雨了,快放了得了。射击结果是及格。梁旭昌没打好,很不好受。“哪怕再给我一发子弹打一打呢,我也甘心哪!”他说。
  
  1985年9月1日星期一晴(第807天)
  步行军到东北工学院,把枪送给他们。他们接到枪以后,高喊:“向辽大学习、学习、学习!”
  我们喊道:“祝东工学习胜利!”
  之后看辽宁省勤工俭学展览会。还想看看崔保堂。传达室的人说:“找不到!”
  午后16时归来。高中同学倪凤鸣来校学习。见面后,我们拥抱起来。
  
  1958年9月2日星期二阴(第808天)
  上午大扫除,午后洗衣服,一面洗,一面与小赵说话。他说:“我得出一个结论,很高兴;应当用行动感化人。”他又说,“他有甘居中游的思想。军训时,选他做五好标兵,他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,所以没有评上。”丁国文让他交赠送军人纪念品的钱,他说要回学校交;马才彬借给他,他没借。
  “你不愿交拉倒!”老丁说。
  小赵说:“哈,你很聪明啊!”
  晚上接待新生。在广场演电影《长空比翼》,情调乐观。领导人物很有个性,场面安排也极合理、多变化,在指挥中反映空战的情况,通过滑冰的细节对张雷进行教育。
  
  1958年9月3日星期三阴(第809天)
  正式开课了,讲现代汉语。关兴山老师任课,年约五十,头微秃,讲课总看前面的桌子,从上面看的话,像睡了似的。
  “现在讲课不像以前(指教改前)那样自由了。”他说,“以前可信手拈来。新讲义也不能马上编出来,有时发得迟了,请同学们谅解。”
  讲课小心翼翼,故意做出很随便的样子:“讲现代汉语的声调要讲到粤语的六声,当然,我们不是为了六声而讲六声,那不是厚古薄今了吗?”他说。睡了的目光这才一松,当三两个学生从嗓眼里哼了两声,他又恢复了常态
  在教室里开了现场会,他把同学们提出的意见一一地推出门来。
  上午四堂课。三堂汉语课之后,开班会,评办工厂的积极分子。大家提出隋德宏。放假他不回家。干夜班的白天睡觉,他却不睡,去化工厂联系事情。我说:“烧锅炉,他的火烧得最旺,因为他曾向锅炉房的工友请教过,‘炉心要满,火心要空’,这是他总结的经验。我跟他一个班工作的时候,他披着奥塞罗式的衣服,满脸黑灰,用力支撑着疲倦的眼睛,坐在床上打盹。我坐在他旁边看《恰巴耶夫》,李长庆在他的身后呼呼地睡着了。沸腾的盐水忽然没一咕噜声,他惊觉地站起来,跑进锅炉房。我听见锹响,忽忽的填煤声从那边传来。我是管锅炉的,炉里总是冒烟,他出来给我勾两下,也被烟呛得流泪,他用手一擦,立刻变成个乌眼鸡,终于把火升旺了。”
  贾继英把方剑秋提出来,说他能带着关节炎的腿在潮湿的车间里工作,能把临时的会计工作做得很好。
  “先进工作者都必须是我们的榜样。”王作昌说,“不能把表现一般的人也选上。”
  栾文彦被选上了。他能以厂为家,有一定的组织能力,别人都去吃饭了,他说:“你去吧,我个人看着。”在锅炉停火的时候,他能把结束工作做得很妥当。
  只要你以主人的姿态去工作,就会有许多人在你周围帮助你、听从你。
  丁国文也被选上了。在暑假期间,他代替了许多人的工作。在整团阶段,十六班对我们不参加生产很有意见,老丁主动去做工作。
  晚上,我们几个人收拾了143临时自习教室。我问栾文彦:“孙正新在工厂里表现得怎么样?”
  他说:“他总是小心翼翼的,捧着本小说。方剑秋说:‘我们就这样干哪?工厂能开下去?连工钱都挣不出来。’我说:‘不见得吧?’小孙在鼻孔里哼了一声,接着用粉笔在桌子上写道:不乱说话!”
  贾继英前几天对王作昌说:“你得找小孙谈谈。不让他参加军训,他说:‘咱们受处分的团员,能当兵吗?’而跟我的谈话则是:‘我真正觉得组织是光明磊落的,今后啊,就是一心一意地工作就是了。’”
  我想,不能怕落后分子。要努力帮助他,哪怕他自私的心不能理解这一点。
  班里来了个复学的同学,名叫张峰德。头一天来,我就看出他的政治觉悟是不高的。“农民的变化虽大,和知识分子没有直接关系。”他说,“我的头就是看书看的,学习我能跟上去,只是政治拉得太远了……冉主任到大连去招生,他一演讲,使我们都不考师大了。”
  快到秋天了,小魏元奎还要买背心,因为那上面印的是“辽宁大学中文系”。
  我总觉得工作很多。不能把一切都看成个人主义。他们可能有种种表现形式,如骄傲自大、自私小气、离群索居……因此,克服的方法也有不同。思想改造能跃进,但它要比挖一锹的劳动要更耐心、更仔细。今后的工作要随时随地地去做,又要全心全意地去做个好群众,再做一个好干部。要政治挂帅,好好学习,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。
  
  1958年9月4日星期四阴(第810天)
  现代文学还没开课,上午就没事了。写了一首诗,再写写日记,到新盖的图书馆里走一趟。
  午饭后支委开会,布置学习主席著作。王作昌主张以第三组为点,再全面布置。我说没有这个必要,搞点就得加强点的领导,早晚得全面布置,用不着分散精力。
  陈本凯说:“搞点也有两种方法嘛,一个是全面展开以后,重点抓一个组;一个是在未全面开展以前,种一块试验田。”他一面说,一面前后不规律地摇头。
  接着,就班里的政治面貌划分研究了一下各人的情况。整风前,我是七个左派之一,组织对我多么信任。现在,左派12名,中右4名,中间派36名。
  到团总支去把王大中的处分材料送去。组委沈有铭拉着我做汇报。她的全身形象给人以短的感觉,鼻子与眼与嘴之间的距离小,唯独下巴是尖的,小辫子撅到后面去,朗硬的样子,像伸出两只角。谈话经常被进来的人打断,新生的组织关系介绍信雪片一样地落在桌子上。总支书记于国凡夹着个公文包走进来,关心地问了一下下面的情况。“我去开会,墙角那张桌子收拾一下,可以装材料。”等沈有铭哼了一声,他又出去了。
  沈有铭问我:“你们支部团员要求入党的状况怎么样?”
  我说:“提出申请的人数倒不少,只是信心不大。我是这样想的。”我说。
  “你对组织发展的意见如何?”
  “要严,但够条件就发展。”
  陈绍英帮我把被套缝上了。晚上,因胃病住院的深津纯子出院回来,大家正在寝室看书,听走廊上有人说话,都跑出去,把她围成一圈儿,后来的人把手从人缝里伸过去握手,再从肩膀上伸出脖子问:“出院了?好了吗?”等她到我们寝室坐下以后,王大中介绍他姨夫养病的经验:“他好喝酒,主要是不能疲劳。”
  “头几天把我寂寞死了,你们军训,也没去看我。医生说:‘还痛不痛了?’我说:‘不痛了。’‘食欲很好吗?’我说‘嗯’。我真想快点出院。”
  王桂莲说,当深津去参加劳动的时候,她的朋友金佩昌要阻碍她。深津说:“每前进一步,都要受很大阻力。”
  王作昌说:“我们要加速对深津的培养。”
  “既然她信仰了共产主义,我们就不能拿她当客人。共产主义对她还只是一种信仰。”我说。
  王桂莲说:“她父亲暂时不回国的目的,就是要把几个孩子培养起来。”
  
  1958年9月5日星期五阴后晴(第811天)
  讲苏联文学的老师三十多岁,个子很高,穿着灰哔叽带绿条的裤子,很肥,使本来就短的白衬衫像装进一个壳里。垂下一绺头发,挡着左眉,深度的近视镜,目光从螺旋状的镜片里透过来。他叫仲维刚。
  我们的支部会常常没有中心议题,时间长,没有解决多少问题。
  午后写作红专考试的文章。
  激烈的思想斗争。每当生活平静了,乱絮一样的隐密遐想又飞进脑子里,于是,那无名的忧伤又把我压住了。看了《红旗》上陆定一的文章,共产主义的前景又使我振奋起来,我就想拿起笔,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。
  做文章以前,切莫想这些。对文章的批判如何?首先自己是文章的批判家,它对社会主义的进步是否起到了推动作用?
  
  1958年9月6日星期六晴(第812天)
  上午讨论关于《文艺学概论》的报告,书中的错误观点相当多。午后本来想开支部大会,听说,四川荣军代表团在俄专做报告。
  “去听报告!我是促进派!”我在支委会上说。大家同意了。
  报告很生动。他连讲稿都不拿。记忆的天才就是生活的本身。
  之后又跑到财经学院去看“辽宁大学”的牌子,有二米高,二尺多宽。“嚯家伙!真大啊。财经学院的牌子跟它一比,小得没处跑了。”王作昌说。眉毛向上一挑,两只手一扎撒,拍在大腿上。
  阎简弼副教授给我们讲古典文学。粗矮的个子,走上台来既不叫同学,也不叫同志,而是说:“诸位!本人的学智简陋,理论水平更低,即使有点东西,也是资产阶级的,有毒,消毒的作用仍是今后长期的任务,因此,谈不上教书,更多的地方是向大家学啰!”
  他双手放在讲桌上,四肢顿顿蹙蹙,身子向前一倾,做一个要推倒讲桌的姿势,双臂支着肩膀向下一压,屁股随之高起来。这痉挛式的动作,加上那慢吞吞、不十分大的声音,让人琢磨不透。说到古代的徭役,他说“就像今天的修工事”,说到农民很艰苦的,看不出一点阶级感情;曹丕的《典论》背得挺熟,说“文章写得非常之好,相当地生动”,对七言诗的起源,讲得确实细致。
  
  1958年9月7日星期日晴(第813天)
  上午在校部开大会,支持周总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问题的声明。午后三时在市府门前开全市大会,表示了全市人民团结一致支持中央的决心。青年人32人横排队列游行,步伐整齐雄壮,唱着歌,《团结就是力量》的歌声冲破了云霄。走回北陵大街,红的、绿的灯笼点起来,照亮了两旁的树木,空气好像在燃烧。
  
  1958年9月8日星期一晴(第814天)
  午后在工厂里劳动。
  正在看《林海雪源》。使人变得聪明起来的是生活,因此,要有一个正确地对待生活的态度。
  
  1958年9月9日星期二晴(第815天)
  对于爱情,我有过幻想。像风中的绿叶,飘飘摇摇,难以抓摩,她笑了,我也高兴;她严肃了,那就拉倒吧!可是,谁知道她是谁呀?我不能让那种自私的东西——嫉妒——袭击我。
  
  1958年9月10日星期三晴(第816天)
  一想到作品的成功,会马上感到自卑。我不完全相信自己的能力。
  午后在校部听邵凯书记的报告,关于台湾的局势。他讲的相当幽默,即让你看清了豺狼的面孔,又非常自信,整个会场都笼罩在乐观的气氛中。学生们坐在操场上,书记一跛一跛走上讲台,双脚必须同时站上一个台阶上以后,才能挪动下一步。坐着时弓着腰,把双肘支在膝盖上;如果累了,就把屁股挪一下,双手在身后支着地面。就这样,一直坐到晚上。历史系在会场上宣誓:
  红旗飘飘,心跳,
  举起巨拳,宣誓!
  钢铁的拳筑起钢铁的城堡,
  挡住我们的闸门,
  敌人来犯,
  拳落,
  砸崩疯狗脑!
  报告完毕,邵书记已走下讲台,又回到台上来,说:“有许多人递条子,要求学校成立军事系统。我代表党委答应大家的要求:学校决定成立一个民兵师,同意吗?”
  “同意!”
  万众一声!
  当班的工人自行车沿街穿行的时候,我们也唱着歌,回到了大学的二部。
  晚上分小组座谈邵书记的报告。支委开会研究班里的一些不正常现象:群众对老梁和丁有意见,说他们有架子,犯命令主义。老丁回到宿舍就说:“桌子拿出去!摆六张桌不行!”“看你的被叠起像啥?”眼睛瞪着你,像团火,而对布置毛主席著作学习计划和红专考试文章,却大部分没交上来。
  深津背着烛光坐着,小褂随着呼吸急促地一松一紧。我说:“胃痛了吗?回去吧!”
  她摇着头,低着头不说话。后来发言了,她说:“看了周总理的声明,参加了游行,一直很激动。”她活跃起来,“我想,从7月7号以后,我的胃一直有病,比大家落后了。解放台湾,那里隔日本很近。日本也很快就能解放,我也不会总住在国外。我要积极参加军训,为了第二祖国的完整,我不惜自己的生命!”
  我到对门叫潘常静把她送回宿舍。
  宣传工作,梁旭昌要大家积极报名,报上了,什么都得干。李长庆说:“要那么着,谁都不敢报了。”
  
  1958年9月11日星期四晴(第817天)
  稻子快熟了,向窗外望去,一片金黄。
  《林海雪源》看完,是一本好书,心中仿佛增添了新的血液,有一股新的力量,迈步也格外轻爽。创作之先,一定要有生活基础,还要有正确的创作思想,熟练的表达技巧。目前,对我来说,,几乎每一项都是薄弱的,没有必胜的信心,至于有回家参加生产的念头。个人名利,虽然认识到那是一种低级趣味,实际上还没有完全摆脱。
  晚上开支部大会。我劝告解决个人和集体、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,使大家明确方向,开动机器进行工作。开始大家都不发言,李耀才唠起家常来。梁旭昌直给我递条子:会议方向变了。
  最后,大家给干部提了一些意见。会后,何华楠找我谈话。她说,她在假前想回老家去,父亲已经死了,就住在家里。她想,回校也不能干多少事情,扫盲时,她累了一些,走路或是坐时间长了,身上就难受。谈得最多的女同学之间的团结问题。今天王桂莲回宿舍问:“董淑玉,你肚子痛吗?去吃点饭不好吗?快点去吧!”一种懒洋洋的态度。董哭起来,觉得她虚伪——同学跟王桂莲谈思想情况,她心不在焉地听,然后进行批评,再找她谈的时候,她已经把人家的思想情况给忘记了,乱讲一通道理,无的放矢。她所关心的就是她的个人问题,给爱人拆棉衣,新买来的袜子也给补一遍,却总是悲伤,已经结过婚的人,因不和睦,离了,新的爱情她又怕失败。自己的一片苦心照顾常不能得到回报,对象也不会说客套话。自己倒很会照顾自己,有病说要去医院,不去扒砖,却在家里跟爱人看电影。
  “潘常静有威信,却没有魄力。”她说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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